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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最大之耻辱!中条山会战为什么败得那

文章作者:军事军史 上传时间:2019-12-22

进入1941年后,日军鉴于百团大战后八路军消耗很大尚未恢复,遂决定先打击中条山的国民党军。

贺庆积命令司号员吹冲锋号,全团指战员犹如猛虎下山向敌人冲杀过去。一营在营长常修芮、教导员彭清云带领下,冲锋在前,与鬼子展开白刃战。彭清云突然发现一个胸前挂着望远镜的日军官正依托炸翻的汽车,挥着战刀指挥日军顽抗。彭清云是个神枪手,一枪将日军官击倒,日军顿时大乱。事后得知,被击中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他身负重伤后虽侥幸逃脱,但其望远镜作为八路军的战利品,成为王震的随身之物。

其二,邓文说毛泽东故意要部队去远离战役进行区域的晋东南和冀南作战,是不让蒋介石的激将法得逞,未举出史料 来佐证。

因为中共方面近两周时间均未采取作战行动,不仅苏联驻重庆的军事总顾问多次向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等表示不满,就连在国统区影响极大的中间派报纸《大公报》也公开发社评,引述日人报纸的挑拨言论,旁敲侧击地责备中共不该袖手旁观。

《毛泽东关于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的态度致彭雪枫电》,1937年8月1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8页。在内部,他则明确地告诉各级领导人,红军不应集中作战,尤不应“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应“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以便分散做群众工作。

显然,邓文注意到了国共两党这时相互间极端不信任的情况。文章根据毛泽东当年说国民党用“激将法”引诱八路军参加作战的说法,认为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是“一石二鸟之策”。即“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进而说,日本人这时是一面大举进攻国民党守军,一面却主动配合重庆朝野对中共的攻击,故意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最后则认为,因为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激将法”,日本攻晋南的中条山,毛泽东却执意要部队到晋东南和冀南去作战,“就是不在晋南”配合国民党守卫中条山战略根据地,从而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

其二,邓文说毛泽东故意要部队去远离战役进行区域的晋东南和冀南作战,是不让蒋介石的激将法得逞,未举出史料 来佐证。

之后,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接连出台了一系列“防共”、“限共”的重要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防止中共无限制地扩大军力和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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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战前日军准备认真充分,中国军队则仓促应战。日军为确保会战成功,对主力部队做了山地战的强化训练,并事先清扫周边为突出做好准备,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日军以1比20的微小代价、在极短时间内给国民党军队以沉痛打击。中条山会战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战中最大之耻辱”。

如,文章讲蒋介石搞“一石二鸟之策”,一为逼中共出兵,借机“消耗其实力”;一为中共坚持不出兵,即从政治上打击之,实为蒋之“激将法”。这里,前一法,即通过种种办法逼中共出兵,可看作是“激将”之法。但后一法,即中共不出兵,进而从政治上打击之,则明显不属“激将”范畴,一并归之为“激将法”,逻辑上显有问题。

而且,即使是推论,也要合乎常理常情,合乎逻辑,邓文的上述推论本身或不尽合乎情理,或不大合乎逻辑。

我们还需要知道,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是如何制定中共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和策略的;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两党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1940年国共两党的军事谈判曾经导致了怎样严重的军事局面,等等。

以往研究1941年中条山战役中条山战役,当年也称晋南战役。但因为中共解放战争期间也打过一场晋南战役,为避免混淆起见,这里仍用中条山战役一词。的着作论文并不少见,但研究到中条山战役过程国共两党的交涉及其相互态度问题的,却只读过刘贵福的一篇。目前仅见刘贵福在《抗战中期的国共配合作战问题 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中心的讨论》一文中有所讨论。因为刘文占有资料有限,因此多少有点语焉不详。近来读邓野《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见《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一文,见有专节讨论,而且引述了多种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文章注意到,政治家策略判断的出发点,是“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可谓眼光独到,颇具新意,读后很有收获。

首先是日军全力决战,而中国军队对双方实力缺乏清醒的估计。战前,卫立煌原来是凭着二十六万大军与日军四个师团对峙,所以才能长期坚持中条山防线,并自称“东方马其诺防线”。

1937年8月22 25日,毛泽东曾在张闻天的支持下,专门在陕北洛川召集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上述方针来统一党政军领导人的思想。从他的各种谈话和指示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最大的担心,就是怕国民党把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使不集中,强使听命”,“变为蒋之属下”,尤其是“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

本文摘自《读史求实》,样奎松着,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由于中条山位于晋南,临近之晋东南是八路军主力所在之处,因此,战役开始后不久,意识到中条山根据地坚守困难的蒋介石就多次放话要求八路军采取牵制行动,以配合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作战。

集合了中间各重要党派的新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由主席黄炎培牵头,发表公电,请求八路军即刻出兵配合政府军作战。《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第2版。

依据史料分析论证,得出某种分析或结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问题是,邓文上述这些判断或近似结论性的观点,似缺少可靠史料的分析与论证,多系推论或猜测。

1937年8月22 25日,毛泽东曾在张闻天的支持下,专门在陕北洛川召集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上述方针来统一党政军领导人的思想。从他的各种谈话和指示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最大的担心,就是怕国民党把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使不集中,强使听命”,“变为蒋之属下”,尤其是“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2、135页。

读邓野文对中条山战役国共交涉关键的研讨

自太原会战后以来,日军一方面重点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一方面也多次攻击中条山国民党军队,但始终没有大的进展。

中条山战役中,中国军队中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可惜多数只是壮烈殉国,只有王村一战有点实际意义(日军此役相当部分伤亡是在那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多数国军战力低下,士气也不尽人意,甚至轻易降敌,以至出现与日军如此悬殊的伤亡比例。

而且,即使是推论,也要合乎常理常情,合乎逻辑,邓文的上述推论本身或不尽合乎情理,或不大合乎逻辑。

要知道,日军单位战力远超中国军队,整个抗战期间日集中10万以上兵力的攻势不多。这次却以10万打18万,可以说是“占据压倒优势”。

中条山战役爆发前的国共关系问题

新澳门葡萄京网站 1中条山战役

中共为何没应蒋要求出兵抗日?

贺庆积率团秘密行军,10月28日拂晓抵达设伏地点。上午10时许,一辆辆汽车由北向南驰来,共13辆日军汽车钻进了“口袋阵”。

同样,说“晋南之役期间,日军电台多次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也有逻辑上的问题。因为,照常理,日军在作战期间公开透露某些信息,理当是为有利于自己作战目的服务的。国共之间虽有矛盾,却同属抗日阵营,均为日军之敌,说这个时候日军电台有意透露共军消极抗日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让人颇难理解。因为,提供这种口实来引起国民党和中国公众舆论向中共施压,中共为避嫌,照理势必做样子也要打给国人看,这岂不是给正在进攻的日军自己找麻烦吗?

在这一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接受了共产国际提出的政治路线,洛川会议的方针受到修正,但由于毛泽东主管军事,再加上日军推进迅速,中共军队很快变成敌后武装,亦只能背靠山地在敌后农村展开活动,因此基本上还是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把主要的工作放在了发动群众和创立敌后根据地上面来了。

中条山,与太行、吕梁、太岳三山互为犄角,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山西各主要关隘的相继失守,中条山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

再如,文章说“把国民党的要求称作激将法,表明蒋的一石二鸟之策,毛已了然于胸”,并认为毛泽东故意让部队去远离战区的晋东南和冀南“配合”,成功地使蒋之策略“失效”。但问题是,文章同时也承认,蒋激八路军出兵之法“失效”,顺势从政治打击中共之策却实现了。这也就是说,蒋之一石二鸟,毛化解了一击,却没有避免另一击,那又如何能说毛对蒋的“一石二岛之策”,“已了然于胸”呢?

怎么就解释成了逼八路军出兵,反而是要消耗八路军的实力了呢?蒋到底是要请八路军帮助解国民党军之围,还是要诱骗八路军去让日军消灭,二者只能取其一,逻辑上也不存在蒋这时想要一并达到两个目的的道理。

而中国军队连上层都思想准备不足,下层部队更是没有任何应战准备,渡口工事没有加强不说,令人匪疑所思是,竟然粮食都没有储备够。

中条山战役,发生在1941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即以国民党守军中条山根据地完全陷落而告结束,前后不过30天左右时间。据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述称,此役日军只用了21个小时就占领了国民党守军最重要的渡河点垣曲,用35个小时便完成了外侧包围圈,用40个小时完成了内侧包围圈。也就是说,日军从5月7日傍晚开始行动,到9日中午即全部完成了对中条山近20万中国军队的双重合围。之后,日军各兵团反复三次“篦梳扫荡”,直至消灭国民党全部守军为止。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达3 5万人之众,遗弃尸体约4 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1/12,因而,中条山战役成为国民党抗战以来最为惨重和耻辱的一次军事失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着,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2、135页。

以至出现了远途来袭的日军兵精粮足,而守在自己阵地上的中国军队被围后出现“断粮三日”绝境的咄咄怪事!饿你三天,那连“大刀”都提不起来了,所以部队一触即溃。

资料图:中条山战役的日军

其三,邓文认定日军电台在战役进行期间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同样没有史料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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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方来说,占之,即可以此为根据地,瞰制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进能扰乱敌后,牵制日军兵力;退可凭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

其一,邓文讲蒋介石实行“一石二鸟之策”,搞“激将法”,只有毛泽东当年的电报猜测为凭。

如,文章讲蒋介石搞“一石二鸟之策”,一为逼中共出兵,借机“消耗其实力”;一为中共坚持不出兵,即从政治上打击之,实为蒋之“激将法”。

并见《中央关于边区等问题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给南方局的指示》,1940年1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31页。

由于中条山位于晋南,临近之晋东南是八路军主力所在之处,因此,战役开始后不久,意识到中条山根据地坚守困难的蒋介石就多次放话要求八路军采取牵制行动,以配合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作战。因为中共方面近两周时间均未采取作战行动,不仅苏联驻重庆的军事总顾问多次向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等表示不满,就连在国统区影响极大的中间派报纸《大公报》也公开发社评,引述日人报纸的挑拨言论,旁敲侧击地责备中共不该袖手旁观。集合了中间各重要党派的新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由主席黄炎培牵头,发表公电,请求八路军即刻出兵配合政府军作战。《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第2版。

也就是说,日军从5月7日傍晚开始行动,到9日中午即全部完成了对中条山近20万中国军队的双重合围。之后,日军各兵团反复三次“篦梳扫荡”,直至消灭国民党全部守军为止。

其三,邓文认定日军电台在战役进行期间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同样没有史料支撑。

而且,照邓文所举史料和常理,蒋这时要中共出兵,目的理当是要八路军帮助牵制进攻日军,以解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之围。怎么就解释成了逼八路军出兵,反而是要消耗八路军的实力了呢?蒋到底是要请八路军帮助解国民党军之围,还是要诱骗八路军去让日军消灭,二者只能取其一,逻辑上也不存在蒋这时想要一并达到两个目的的道理。

的著作论文并不少见,但研究到中条山战役过程国共两党的交涉及其相互态度问题的,却只读过刘贵福的一篇。目前仅见刘贵福在《抗战中期的国共配合作战问题 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中心的讨论》(《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有所讨论。因为刘文占有资料有限,因此多少有点语焉不详。

由于敌后农村异常空虚,毛泽东的军事策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中共军事主力,如八路军很快就从1937年8月下旬开始参战时的3 4万人,一跃而发展到12月的9 2万人。到1938年底,八路军已经发展到16万人。

鉴于邓文上述推论漏洞较多,似是而非,容易造成读者对历史的曲解,笔者不能不对国共两党为何会围绕着中条山战役的配合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和激烈交锋,以及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予积极配合的情况,依据现有史料,作出与邓文略有不同,但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分析与说明。

其三,邓文认定日军电台在战役进行期间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同样没有史料支撑。

在这一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接受了共产国际提出的政治路线,洛川会议的方针受到修正,但由于毛泽东主管军事,再加上日军推进迅速,中共军队很快变成敌后武装,亦只能背靠山地在敌后农村展开活动,因此基本上还是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把主要的工作放在了发动群众和创立敌后根据地上面来了。

依据史料分析论证,得出某种分析或结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问题是,邓文上述这些判断或近似结论性的观点,似缺少可靠史料的分析与论证,多系推论或猜测。

第三是日军贯彻作战决心坚决,指挥得当,配合有力,而中国军队进退失据,指挥混乱,部队互不协调。

而中国军队连上层都思想准备不足,下层部队更是没有任何应战准备,渡口工事没有加强不说,令人匪疑所思是,竟然粮食都没有储备够。

同样,说“晋南之役期间,日军电台多次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也有逻辑上的问题。因为,照常理,日军在作战期间公开透露某些信息,理当是为有利于自己作战目的服务的。

我们还需要知道,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是如何制定中共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和策略的;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两党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1940年国共两党的军事谈判曾经导致了怎样严重的军事局面,等等。

因为中共方面近两周时间均未采取作战行动,不仅苏联驻重庆的军事总顾问多次向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等表示不满,就连在国统区影响极大的中间派报纸《大公报》也公开发社评,引述日人报纸的挑拨言论,旁敲侧击地责备中共不该袖手旁观。

中条山战役爆发前的国共关系问题

再如,文章说“把国民党的要求称作激将法,表明蒋的一石二鸟之策,毛已了然于胸”,并认为毛泽东故意让部队去远离战区的晋东南和冀南“配合”,成功地使蒋之策略“失效”。

第一,红军在对日作战中只能“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坚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原则”;

鉴于邓文上述推论漏洞较多,似是而非,容易造成读者对历史的曲解,笔者不能不对国共两党为何会围绕着中条山战役的配合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和激烈交锋,以及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予积极配合的情况,依据现有史料,作出与邓文略有不同,但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分析与说明。

《中央书记处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训令》,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关于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3、53 54、44页。

以至出现了远途来袭的日军兵精粮足,而守在自己阵地上的中国军队被围后出现“断粮三日”绝境的咄咄怪事!饿你三天,那连“大刀”都提不起来了,所以部队一触即溃。

对我方来说,占之,即可以此为根据地,瞰制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进能扰乱敌后,牵制日军兵力;退可凭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

但问题是,文章同时也承认,蒋激八路军出兵之法“失效”,顺势从政治打击中共之策却实现了。这也就是说,蒋之一石二鸟,毛化解了一击,却没有避免另一击,那又如何能说毛对蒋的“一石二岛之策”,“已了然于胸”呢?

之后,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接连出台了一系列“防共”、“限共”的重要措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防止中共无限制地扩大军力和地盘。

对日作战必须坚持游击战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红军出动必须根据两党政治关系发展的情况,分批出发,出发后亦应首先着眼于发动群众和创造根据地。

一场血战正在孕育,日军放出狂言,开战一个小时就可瘫痪中国军队的所有指挥系统,而中国军队还浑然不知大难临头而坐以待毙!

怎么就解释成了逼八路军出兵,反而是要消耗八路军的实力了呢?蒋到底是要请八路军帮助解国民党军之围,还是要诱骗八路军去让日军消灭,二者只能取其一,逻辑上也不存在蒋这时想要一并达到两个目的的道理。

中条山战役中,中国军队中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可惜多数只是壮烈殉国,只有王村一战有点实际意义(日军此役相当部分伤亡是在那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多数国军战力低下,士气也不尽人意,甚至轻易降敌,以至出现与日军如此悬殊的伤亡比例。

而且,照邓文所举史料和常理,蒋这时要中共出兵,目的理当是要八路军帮助牵制进攻日军,以解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之围。

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国民党催着红军上前线难免不会“含有恶意”和“阴谋”,“希望我们削弱、减少”。

最后则认为,因为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激将法”,日本攻晋南的中条山,毛泽东却执意要部队到晋东南和冀南去作战,“就是不在晋南”配合国民党守卫中条山战略根据地,从而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

国共之间虽有矛盾,却同属抗日阵营,均为日军之敌,说这个时候日军电台有意透露共军消极抗日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让人颇难理解。因为,提供这种口实来引起国民党和中国公众舆论向中共施压,中共为避嫌,照理势必做样子也要打给国人看,这岂不是给正在进攻的日军自己找麻烦吗?

国民党对共产党全面加以限制,两党之间的摩擦冲突自然会日渐加剧。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受到英、法与法西斯德国签订《慕尼黑协议》,祸水东引的刺激,苏联于1939年春开始把英、法等视为最危险的敌人。

同样,说“晋南之役期间,日军电台多次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也有逻辑上的问题。因为,照常理,日军在作战期间公开透露某些信息,理当是为有利于自己作战目的服务的。

这里,前一法,即通过种种办法逼中共出兵,可看作是“激将”之法。但后一法,即中共不出兵,进而从政治上打击之,则明显不属“激将”范畴,一并归之为“激将法”,逻辑上显有问题。

第二,红军必须保持独立自主,“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

再加上蒋介石当时还没有承认改制后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主力一旦离开陕甘,不仅“日本将集中力量对付我们”,而且蒋介石万一拒不承认中共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导权,届时势必进退失据。

中共中央内部对于毛泽东及洛川会议的方针虽然有不同意见,但随着蒋介石9月22日公开发表声明,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地位和基本上认可了中共主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现实,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猜疑明显减少了。1937年11月底王明等从苏联回国,带来共产国际“抗日高于一切”的方针,更进一步冲击了洛川会议的方针。

国共之间虽有矛盾,却同属抗日阵营,均为日军之敌,说这个时候日军电台有意透露共军消极抗日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让人颇难理解。因为,提供这种口实来引起国民党和中国公众舆论向中共施压,中共为避嫌,照理势必做样子也要打给国人看,这岂不是给正在进攻的日军自己找麻烦吗?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齐福霖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2、135页。

中共兵力和地盘的急剧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刺激当政的国民党。还在1939年初,它就已经深感危机了。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防共”、“限共”的秘密决定。

但这次战役,日军非常重视,称为“中原会战”,是一举拿出七个师团超过十万的主力部队来决战了,其志势在必得。而中国军队在战前按蒋介石要求,甚至还抽调部队去反共,“中条山的铁柱子”第四集团军被调离,使中条山地区兵力反下降到十七八万人。

以往研究1941年中条山战役中条山战役,当年也称晋南战役。但因为中共解放战争期间也打过一场晋南战役,为避免混淆起见,这里仍用中条山战役一词。

再如,文章说“把国民党的要求称作激将法,表明蒋的一石二鸟之策,毛已了然于胸”,并认为毛泽东故意让部队去远离战区的晋东南和冀南“配合”,成功地使蒋之策略“失效”。

就日方而言,得之,即占据了南进北侵的重要“桥头堡”,既可渡河南下,问津陇海,侵夺中原;又可北上与其在山西的主要占领地相连接,解除心腹之患,改善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所以,中条山地区被视为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

而且,照邓文所举史料和常理,蒋这时要中共出兵,目的理当是要八路军帮助牵制进攻日军,以解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之围。

然而,中条山国民党庞大部队竟然不堪一击。从5月7日日军发起攻击开始,中国军队“一经中间突破,各部皆陷于包围零乱之中竟至不可收拾”。

简而言之,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对日作战的问题上,基本的想法是,考虑到中共力量还太过弱小,因此必须避免过早地与日军正面冲突。在公开的场合,他要求军政领导人向各方解释,说红军不会打阵地战,不会在平原作战,不习惯被集中指挥,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只能独立自主地在山地打些游击战。

1938年10月,贺庆积任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时,率部在邵家庄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当时,贺庆积收到雁北敌后武工队送来的情报:在蔚公路上,白天常有成队的日军汽车。在实地勘察并向王震旅长汇报后,贺庆积开始布置伏击战。

到1939年春,更发展到22万人。到1940年6月,连同1938年新改编的新四军,中共正规部队几乎发展到50万人之多。其控制范围,从陕甘宁辖区十几个县的范围,一下子扩大到了华北、华中和华东十个省以上的地域范围,尤其是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创立了大片的敌后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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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会战后,国民党军队分散在晋南山地进行游击作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依托的游击根据地,八路军所属第2战区与之相邻。

到1940年春夏,毛泽东就已经在“苦心思索”,年内如何再扩军30万,1941年争取达到100万,以及“中心点是二百万军队”的问题了。《毛泽东关于如何争取军队的问题致彭德怀电》,1940年4月11日;《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1940年6月26日。

显然,邓文注意到了国共两党这时相互间极端不信任的情况。文章根据毛泽东当年说国民党用“激将法”引诱八路军参加作战的说法,认为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是“一石二鸟之策”。即“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

自太原会战后以来,日军一方面重点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一方面也多次攻击中条山国民党军队,但始终没有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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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说,日本人这时是一面大举进攻国民党守军,一面却主动配合重庆朝野对中共的攻击,故意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

以往研究1941年中条山战役中条山战役,当年也称晋南战役。但因为中共解放战争期间也打过一场晋南战役,为避免混淆起见,这里仍用中条山战役一词。

战役一爆发,日军各部按计划进行了果断快速的进攻和穿插包围,没有任何迟疑,干净利索得象是教科书上的案例。

《毛泽东关于军事和外交问题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67页;《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页。

他们的理由是: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代表着“两种政策,两个前途”。要想使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去,就必须考虑到自身的情况,按照自己的步骤行进。

《毛泽东关于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的态度致彭雪枫电》,1937年8月1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8页。在内部,他则明确地告诉各级领导人,红军不应集中作战,尤不应“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应“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以便分散做群众工作。

简而言之,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对日作战的问题上,基本的想法是,考虑到中共力量还太过弱小,因此必须避免过早地与日军正面冲突。在公开的场合,他要求军政领导人向各方解释,说红军不会打阵地战,不会在平原作战,不习惯被集中指挥,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只能独立自主地在山地打些游击战。

《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南方局致中央及前总电》,1939年11月14日;《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抗战政策的报告提纲》,1940年6月25日。

首先是日军全力决战,而中国军队对双方实力缺乏清醒的估计。战前,卫立煌原来是凭着二十六万大军与日军四个师团对峙,所以才能长期坚持中条山防线,并自称“东方马其诺防线”。

但问题是,文章同时也承认,蒋激八路军出兵之法“失效”,顺势从政治打击中共之策却实现了。这也就是说,蒋之一石二鸟,毛化解了一击,却没有避免另一击,那又如何能说毛对蒋的“一石二岛之策”,“已了然于胸”呢?

一场血战正在孕育,日军放出狂言,开战一个小时就可瘫痪中国军队的所有指挥系统,而中国军队还浑然不知大难临头而坐以待毙!

国民党对共产党全面加以限制,两党之间的摩擦冲突自然会日渐加剧。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受到英、法与法西斯德国签订《慕尼黑协议》,祸水东引的刺激,苏联于1939年春开始把英、法等视为最危险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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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国共两党为何会在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的问题上相互指责和意见冲突,仅仅着眼于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其冲击,是远远不够的。

而中国军队始终没有象样的作战计划,要么不顾事实地要求“恢复原有阵地”,要么要求“就地固守”,而且很快就失去统一指挥,听任各部各自为战。有的部队尚能顽强抵抗,但更多是不顾友邻拔腿就跑。

近来读邓野《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见《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一文,见有专节讨论,而且引述了多种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文章注意到,政治家策略判断的出发点,是“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可谓眼光独到,颇具新意,读后很有收获。

第三,红军的主要任务应当放在“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方面,而不应放在作战方面,“因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然而,中条山国民党庞大部队竟然不堪一击。从5月7日日军发起攻击开始,中国军队“一经中间突破,各部皆陷于包围零乱之中竟至不可收拾”。

战争之中,一小点变化都可能左右整个战局,有以小博大战胜的时候,自然也会有失败的时候。

对日作战必须坚持游击战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红军出动必须根据两党政治关系发展的情况,分批出发,出发后亦应首先着眼于发动群众和创造根据地。

但这次战役,日军非常重视,称为“中原会战”,是一举拿出七个师团超过十万的主力部队来决战了,其志势在必得。而中国军队在战前按蒋介石要求,甚至还抽调部队去反共,“中条山的铁柱子”第四集团军被调离,使中条山地区兵力反下降到十七八万人。

第三,红军的主要任务应当放在“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方面,而不应放在作战方面,“因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而且,即使是推论,也要合乎常理常情,合乎逻辑,邓文的上述推论本身或不尽合乎情理,或不大合乎逻辑。

并见《中央关于边区等问题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给南方局的指示》,1940年1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31页。

中条山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据日方的统计资料,国民党军队“被俘约35000名,遗弃尸体42000具,日军损失计战死670名,负伤2292名”。在国民政府公布的材料中,“综合会战,计毙伤敌官兵9900名”,我军“共伤亡、中毒、失踪官兵达13751员名”。

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达3 5万人之众,遗弃尸体约4 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1/12,因而,中条山战役成为国民党抗战以来最为惨重和耻辱的一次军事失败。

《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南方局致中央及前总电》,1939年11月14日;《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抗战政策的报告提纲》,1940年6月25日。

其一,邓文讲蒋介石实行“一石二鸟之策”,搞“激将法”,只有毛泽东当年的电报猜测为凭。

太原会战后,国民党军队分散在晋南山地进行游击作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依托的游击根据地,八路军所属第2战区与之相邻。

此战为何败的那么惨?

而对理解1941年中条山战役过程中中共为何视蒋介石的要求为恶意,坚决加以抵制,更必须要了解,1940年秋冬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进行,和1941年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对中共此后的军事政治决策和它对国民党的态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

中条山战役,发生在1941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即以国民党守军中条山根据地完全陷落而告结束,前后不过30天左右时间。据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述称,此役日军只用了21个小时就占领了国民党守军最重要的渡河点垣曲,用35个小时便完成了外侧包围圈,用40个小时完成了内侧包围圈。

依据史料分析论证,得出某种分析或结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问题是,邓文上述这些判断或近似结论性的观点,似缺少可靠史料的分析与论证,多系推论或猜测。

第三是日军贯彻作战决心坚决,指挥得当,配合有力,而中国军队进退失据,指挥混乱,部队互不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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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则认为,因为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激将法”,日本攻晋南的中条山,毛泽东却执意要部队到晋东南和冀南去作战,“就是不在晋南”配合国民党守卫中条山战略根据地,从而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

要了解国共两党为何会在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的问题上相互指责和意见冲突,仅仅着眼于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其冲击,是远远不够的。

鉴于邓文上述推论漏洞较多,似是而非,容易造成读者对历史的曲解,笔者不能不对国共两党为何会围绕着中条山战役的配合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和激烈交锋,以及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予积极配合的情况,依据现有史料,作出与邓文略有不同,但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分析与说明。

如,文章讲蒋介石搞“一石二鸟之策”,一为逼中共出兵,借机“消耗其实力”;一为中共坚持不出兵,即从政治上打击之,实为蒋之“激将法”。

《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意见致朱彭任周电》,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3、61页。他给中共谈判代表的指示也是:

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国民党催着红军上前线难免不会“含有恶意”和“阴谋”,“希望我们削弱、减少”。

集合了中间各重要党派的新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由主席黄炎培牵头,发表公电,请求八路军即刻出兵配合政府军作战。《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21日,第2版。

近来读邓野《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见《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一文,见有专节讨论,而且引述了多种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文章注意到,政治家策略判断的出发点,是“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可谓眼光独到,颇具新意,读后很有收获。

由于敌后农村异常空虚,毛泽东的军事策略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中共军事主力,如八路军很快就从1937年8月下旬开始参战时的3 4万人,一跃而发展到12月的9 2万人。到1938年底,八路军已经发展到16万人。

据此,会议达成的结论性意见是,基于革命的基本利益,为“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必须把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放在第一位。

日军以1比20的微小代价、在极短时间内给国民党军队以沉痛打击。中条山会战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战中最大之耻辱”。

《中央书记处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训令》,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关于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3、53 54、44页。

他们的理由是: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代表着“两种政策,两个前途”。要想使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去,就必须考虑到自身的情况,按照自己的步骤行进。

虽然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博古等都坚持应当立即使主力部队投入战争,并相信红军能打大仗,不同意放弃运动战的作战形式,不同意警觉性过高,认为红军的保存发展也要靠打胜仗、树声威,但是,毛泽东、张闻天等还是用强有力的理由促使与会者通过了相关的决议。

按毛的话讲,日军是拿出“把纸老虎当真老虎来打”的干劲了,而中国军队贩卖粮食、烟土,中条山成了经商之地。日本奸细乘机混入,日军特种兵空降到中国军队的指挥部旁潜伏。

其二,邓文说毛泽东故意要部队去远离战役进行区域的晋东南和冀南作战,是不让蒋介石的激将法得逞,未举出史料 来佐证。

转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德达成妥协,导致共产国际在欧洲实行的以反法西斯主义为基础的阶级统一战线政策发生转向。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原本就对国民党抱有强烈戒心的毛泽东的形势判断。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中,游击战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根据敌强己弱的特点,依托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保存和发展了自己。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大规模、长时期地开展游击战,抗击了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其中有一场游击战以其精妙的配合被视作是抗战时期八路军游击战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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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战前日军准备认真充分,中国军队则仓促应战。日军为确保会战成功,对主力部队做了山地战的强化训练,并事先清扫周边为突出做好准备,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就日方而言,得之,即占据了南进北侵的重要“桥头堡”,既可渡河南下,问津陇海,侵夺中原;又可北上与其在山西的主要占领地相连接,解除心腹之患,改善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所以,中条山地区被视为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

要知道,日军单位战力远超中国军队,整个抗战期间日集中10万以上兵力的攻势不多。这次却以10万打18万,可以说是“占据压倒优势”。

中条山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据日方的统计资料,国民党军队“被俘约35000名,遗弃尸体42000具,日军损失计战死670名,负伤2292名”。在国民政府公布的材料中,“综合会战,计毙伤敌官兵9900名”,我军“共伤亡、中毒、失踪官兵达13751员名”。

由于中条山位于晋南,临近之晋东南是八路军主力所在之处,因此,战役开始后不久,意识到中条山根据地坚守困难的蒋介石就多次放话要求八路军采取牵制行动,以配合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作战。

再加上蒋介石当时还没有承认改制后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主力一旦离开陕甘,不仅“日本将集中力量对付我们”,而且蒋介石万一拒不承认中共对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导权,届时势必进退失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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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与太行、吕梁、太岳三山互为犄角,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山西各主要关隘的相继失守,中条山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

的著作论文并不少见,但研究到中条山战役过程国共两党的交涉及其相互态度问题的,却只读过刘贵福的一篇。目前仅见刘贵福在《抗战中期的国共配合作战问题 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中心的讨论》(《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有所讨论。因为刘文占有资料有限,因此多少有点语焉不详。

而中国军队始终没有象样的作战计划,要么不顾事实地要求“恢复原有阵地”,要么要求“就地固守”,而且很快就失去统一指挥,听任各部各自为战。有的部队尚能顽强抵抗,但更多是不顾友邻拔腿就跑。

11时,日军四五百人乘10余辆汽车从广灵县增援过来。三营迅速进入预设阵地,以密集火力阻击敌人,前面的两三辆汽车顿时起火,车上的敌人大部被击毙。但日军凭借其兵力和装备的优势,对三营阵地轮番进行冲击。三营居高临下,顽强阻击敌人。12时许,七一九团主力安全转移,三营遂即撤出战斗。此战毙伤日军300余人,摧毁汽车10余辆,缴获100余枪支,子弹10余万发,以及大批军毯、罐头等物资。

中共兵力和地盘的急剧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刺激当政的国民党。还在1939年初,它就已经深感危机了。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防共”、“限共”的秘密决定。

到1939年春,更发展到22万人。到1940年6月,连同1938年新改编的新四军,中共正规部队几乎发展到50万人之多。其控制范围,从陕甘宁辖区十几个县的范围,一下子扩大到了华北、华中和华东十个省以上的地域范围,尤其是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创立了大片的敌后根据地。

战役一爆发,日军各部按计划进行了果断快速的进攻和穿插包围,没有任何迟疑,干净利索得象是教科书上的案例。

中共中央内部对于毛泽东及洛川会议的方针虽然有不同意见,但随着蒋介石9月22日公开发表声明,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地位和基本上认可了中共主导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现实,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猜疑明显减少了。1937年11月底王明等从苏联回国,带来共产国际“抗日高于一切”的方针,更进一步冲击了洛川会议的方针。

这里,前一法,即通过种种办法逼中共出兵,可看作是“激将”之法。但后一法,即中共不出兵,进而从政治上打击之,则明显不属“激将”范畴,一并归之为“激将法”,逻辑上显有问题。

第一,红军在对日作战中只能“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坚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原则”;

资料图:中条山战役的日军

进入1941年后,日军鉴于百团大战后八路军消耗很大尚未恢复,遂决定先打击中条山的国民党军。

虽然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博古等都坚持应当立即使主力部队投入战争,并相信红军能打大仗,不同意放弃运动战的作战形式,不同意警觉性过高,认为红军的保存发展也要靠打胜仗、树声威,但是,毛泽东、张闻天等还是用强有力的理由促使与会者通过了相关的决议。

《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关于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44页。他坚持一要独立自主,二要只作山地游击战,中心的目的就是要“保存和扩大红军”。

进而说,日本人这时是一面大举进攻国民党守军,一面却主动配合重庆朝野对中共的攻击,故意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

也就是说,日军从5月7日傍晚开始行动,到9日中午即全部完成了对中条山近20万中国军队的双重合围。之后,日军各兵团反复三次“篦梳扫荡”,直至消灭国民党全部守军为止。

到1940年春夏,毛泽东就已经在“苦心思索”,年内如何再扩军30万,1941年争取达到100万,以及“中心点是二百万军队”的问题了。《毛泽东关于如何争取军队的问题致彭德怀电》,1940年4月11日;《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1940年6月26日。

转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德达成妥协,导致共产国际在欧洲实行的以反法西斯主义为基础的阶级统一战线政策发生转向。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原本就对国民党抱有强烈戒心的毛泽东的形势判断。

而对理解1941年中条山战役过程中中共为何视蒋介石的要求为恶意,坚决加以抵制,更必须要了解,1940年秋冬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进行,和1941年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对中共此后的军事政治决策和它对国民党的态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

《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意见致朱彭任周电》,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3、61页。他给中共谈判代表的指示也是:

据此,会议达成的结论性意见是,基于革命的基本利益,为“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必须把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放在第一位。

第二,红军必须保持独立自主,“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

《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关于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44页。他坚持一要独立自主,二要只作山地游击战,中心的目的就是要“保存和扩大红军”。

此战作为典型战例载入军史,并被评为伏击战的实战教科书。

中共为何没应蒋要求出兵抗日?

按毛的话讲,日军是拿出“把纸老虎当真老虎来打”的干劲了,而中国军队贩卖粮食、烟土,中条山成了经商之地。日本奸细乘机混入,日军特种兵空降到中国军队的指挥部旁潜伏。

“轰隆”一声巨响,第一颗地雷拉响了,日军第一辆汽车应声炸翻。紧接着,一串串地雷、一捆捆集束手榴弹被引爆。日军汽车有的被炸翻,有的着火,有的企图掉头逃跑,又被后面汽车拦腰顶撞,公路上乱作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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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邓文注意到了国共两党这时相互间极端不信任的情况。文章根据毛泽东当年说国民党用“激将法”引诱八路军参加作战的说法,认为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是“一石二鸟之策”。即“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

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此役被俘达3 5万人之众,遗弃尸体约4 2万具,日军战死仅679名,负伤2292名,伤亡不足中国军队1/12,因而,中条山战役成为国民党抗战以来最为惨重和耻辱的一次军事失败。

此战为何败的那么惨?

其一,邓文讲蒋介石实行“一石二鸟之策”,搞“激将法”,只有毛泽东当年的电报猜测为凭。

《毛泽东关于军事和外交问题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67页;《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页。

中条山战役,发生在1941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即以国民党守军中条山根据地完全陷落而告结束,前后不过30天左右时间。据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述称,此役日军只用了21个小时就占领了国民党守军最重要的渡河点垣曲,用35个小时便完成了外侧包围圈,用40个小时完成了内侧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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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日军 一战 游击战 耻辱 中条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