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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李进为总计毛泽东希图的四种暗杀方案

文章作者:军事军史 上传时间:2019-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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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午,毛主席说:“吃中午饭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许世友热情地说:“汪主任,你也去。”我说:“我不去了,谢谢。”毛主席当着他们的面对我说:“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王维国也来了,他一直在休息室里等着毛主席召见。

8月16日,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抵达武昌。在武昌,毛主席同武汉军区兼湖北省负责人刘丰谈话一次;同刘丰及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谈话一次;同已调国务院、仍兼湖南省负责人的华国锋谈话一次;临行前,还同刘丰谈话一次。28日到长沙。在长沙,毛主席同湖南省负责人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次;同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广西区委负责人韦国清谈话一次;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一次。31日到南昌。在南昌,毛主席同南京军区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谈话两次。毛主席沿途历次谈话我都参加了。在湖南,毛主席还同我单独谈话一次。南巡一路上,毛主席在谈话中反复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记者:您是怎么知道父亲出事的消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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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中央知晓有关情况的过程中,林立衡起的作用特别大。林立衡这个人很有意思,毛主席早在1971年9月1日到2日,就已经有所感觉,他和江西第一号人物程世清谈话。毛主席跟他七谈八谈,“庐山会议结束,陈伯达后面还有人”,程世清本来是被认为是林彪的人,这个时候火线立功,马上迅速站出来揭发林彪,这个材料是准确的。程世清向毛主席揭发说,我的家属和林豆豆有接触,林豆豆几次到南昌来都提示,提示什么呢?说,不要跟我家多来往,搞得不好以后要杀头的,这个话9月1日和2日程世清就向毛泽东说了。所以毛主席能躲过暗杀他是有信息的。

回来后,我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感到诧异,他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我回答周总理说:“计划改了。”我还说,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这时,林立果等人正在加紧策划和实施谋害毛主席,突然接到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这帮家伙被吓坏了,林立果连声说:“糟糕!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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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据陈励耘交代:8日晚上他有事,就是因为于新野到了杭州。于新野是8日先坐飞机到上海,然后赶到杭州找陈励耘布置任务的。但于新野有一些疑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追问陈励耘毛主席到底在杭州讲了些什么话,陈就把毛主席同他们谈话的内容做了报告。当时,于新野告诉陈励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据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陈励耘在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陈励耘一看到毛主席像就发愁。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的手段之残忍,是骇人听闻的。

据调查:9月10日,黄永胜同叶群通电话5次,其中有两次通话时间竟分别达90分钟和135分钟,同日,林彪还给黄永胜写信,信上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第七种办法,是策划用飞机上的机关炮、警卫营的步枪、机关枪打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把车打停以后,欺骗战士说上火车去抓凶手,看着哪个活着就把他干掉。

毛主席之所以能够躲过林立果的暗杀,完全得益于江西第一号人物程世清,那么程世清是谁呢?

第七种办法,是策划用飞机上的机关炮、警卫营的步枪、机关枪打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把车打停以后,欺骗战士说上火车去抓凶手,看着哪个活着就把他干掉。

回来后,我打电话给周总理。周总理还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感到诧异。他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我回答周总理说:“计划改了。”我还说,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这时,林立果等人正在加紧策划和实施谋害毛主席,突然接到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这帮家伙被吓坏了,林立果连声说:“糟糕!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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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办法,如果硕放炸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打火车,周宇驰讲,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很快就会车毁人亡,王维国、周宇驰等人也到铁路沿线看过地形,他们准备从外地调来火焰喷射器部队,由于我们行动提前,这支部队没有来得及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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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申诉路,永无尽头,拳拳赤子心,竟被尘埋。当忠诚与热血,皆付东流,当误解与谎言,铸就历史。作为微渺的个体,又该何去何从?

第四种办法,是用四火箭筒和一百毫米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车,四火箭筒是打坦克的,高射炮是打飞机的,这两种武器的穿透力都很强,对付火车不成问题。

1974年11月29日14时50分,彭德怀对侄女梅魁等亲人说:“我死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到家乡,不要和人家说,不要打扰人家。你们把它埋了,上头种一棵苹果树,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随后,彭德怀离开人世。

据调查:9月10日,黄永胜同叶群通电话5次。其中有两次通话时间竟分别达90分钟和135分钟。同日,林彪还给黄永胜写信,信上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他们称毛主席为“B—52”。叶群在给吴法宪电话中问:B—52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吴法宪向她报告了毛主席在杭州同陈励耘等人谈话的内容。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

第八种办法,是要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来轰炸毛主席的专列,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

据调查:9月10日,黄永胜同叶群通电话5次。其中有两次通话时间竟分别达90分钟和135分钟。同日,林彪还给黄永胜写信,信上说:“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他们称毛主席为“B—52”。叶群在给吴法宪电话中问:B—52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吴法宪向她报告了毛主席在杭州同陈励耘等人谈话的内容。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多少人屈从于权威、屈从于淫威,最终选择了说假话。黄克诚作为一个“死不悔改”的直言者,终身与真话为伍,终身与真理为伍,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写的人。

据陈励耘交代:8日晚上他有事,就是因为于新野到了杭州,于新野是8日先坐飞机到上海,然后赶到杭州找陈励耘布置任务的,但于新野有一些疑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追问陈励耘关于毛主席到底在杭州讲了些什么话,陈励耘就把毛主席同他们谈话的内容做了报告,当时,于新野告诉陈励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

毛泽东称叶剑英是“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毛泽东借北宋重臣吕端的美誉来评价叶帅。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张国焘却野心勃勃,想加害于毛泽东,幸亏叶剑英及时报信,毛泽东才得以脱险,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对叶帅睿智和才干,毛泽东十分欣赏。毛泽东对叶剑英的评价是:长征路上,是叶剑英“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叶剑英是“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他反复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指林彪一伙——作者注)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这次庐山会议,只提出陈伯达的问题。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从后来“联合舰队”成员的供述和我们调查得到的材料看,他们准备谋害毛主席的办法有八种之多:

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返程时间一般都在9月底。1971年8月15日13点,我们陪着已78岁高龄的毛主席又出发去南方巡视。毛主席这次去南方巡视的目的,开始我们是不知道的。但他在巡视途中曾经说到:“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到处游说。”

第五种办法,是由王维国利用毛主席接见的机会,开枪杀害毛主席。

我们执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发了前卫车,13点12分,我们的车也走了,专列开动时,车站的警卫人员马上报告了在锦江饭店吃饭的王洪文,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毛主席的车走了。”许世友很惊讶地说:“哎呀!怎么走了?”王洪文对许世友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王洪文、许世友、王维国等人吃了两个多小时的中午饭,吃完饭已经是下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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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记载:“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以及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从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并阴谋‘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治委员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一九七一年三月,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战斗小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上海巨鹿路招待所的秘密据点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广州白云山的秘密据点在秘密据点缴获的部分收发报机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一九七一年四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在制定《“571工程”纪要》的过程中,林立果明确地说:“办法是搞掉B—52(诬蔑毛主席的代称——作者注)实行武装起义”,“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他们认为:“和国外‘571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10日15点35分,我们从杭州发车,18点10分就到了上海,这次随毛主席外出,我带上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专列一到上海,我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部队,以防不测。

毛主席之所以能够躲过林立果的暗杀,完全得益于江西第一号人物程世清,那么程世清是谁呢?

测字的人说,前者不吉,此生注定厄运缠身,用另一种吧。对这样的话,阎明不能不信,否则无法解释他这一生。

第五种办法,是由王维国利用毛主席接见的机会,开枪杀害毛主席。

据陈励耘后来供述:于新野找他布置任务时,他曾提出杭州没有可靠的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上汇报,派一个飞行员来。他们准备派谁呢?派鲁珉。鲁珉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说:“那就好。那就干!”陈励耘还说,用飞机轰炸专列的办法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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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我谈了话,一直讲到下午3点多钟才结束,过去,毛主席从来没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15点36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点5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从杭州动身到这时,毛主席已经3天没有休息好,到了中南海,我对毛主席说:“您睡吧。”毛主席关心地对我说:“你也睡一睡吧。”我说:“我也回去睡一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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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明:个人恩怨很容易化解,改革开放后,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代在京丰宾馆曾大规模聚会,通过聚会,大家主动化解了父辈的恩怨。恩怨总会有,但无伤大雅,不可能成为主流。你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悲剧?我不知道。XLW

第六种办法,是利用中央开会的机会,对毛主席下毒手。

毛主席当然没有料到林立果会刺杀,搞反革命政变,这是毛主席革命一辈子,掌权以后,从来没有碰到的情况。但是毛主席警惕极高,神龙见首不见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今天到哪儿去,大家都是搞不清楚的,命大,福大,躲过了这次刺杀。

8月16日,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抵达武昌。在武昌,毛主席同武汉军区兼湖北省负责人刘丰谈话一次;同刘丰及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谈话一次;同已调国务院、仍兼湖南省负责人的华国锋谈话一次;临行前,还同刘丰谈话一次。28日到长沙。在长沙,毛主席同湖南省负责人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次;同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广西区委负责人韦国清谈话一次;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一次。31日到南昌。在南昌,毛主席同南京军区兼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谈话两次。毛主席沿途历次谈话我都参加了。在湖南,毛主席还同我单独谈话一次。南巡一路上,毛主席在谈话中反复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林彪知道搞政变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了,他有带兵的经验,怕单靠“联合舰队”这几个人没有把握,怕他们经验不够,林彪要指挥一个大“舰队”,他通过叶群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调动起来了,那几天,他们的电话联系十分频繁,常常是两三部电话机同时讲话,一讲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毛泽东深知徐向前对党的忠诚,他记得徐向前在红军最困难的关键时刻说的“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那句话。因此,毛泽东在徐向前最困难的时刻,说出了暖人肺腑的安抚和鼓舞的话,这也是对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安抚,表现了一个领袖人物的胸襟。

阎明:可能与他一直从事作战部门工作相关。他话少,很低调,守口如瓶。他曾是吕正操的部下,一起进的东北,后吕正操调到西满军区做司令(当时东北分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几个军区),叫他过去。下面有人议论,说他们是一个山头的,我父亲听到后,就推掉了,留在总部跟了林彪,没想到,摆脱了小山头,却融入了“四野”这个大山头,最终还是没逃过被牵连的命运。解放军刚进东北,中央盲目乐观,提出要“独占东北”,命令强攻四平,损失惨重,林彪在未经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撤军,一度被敌人追得几乎山穷水尽。林彪很奇怪,怎么敌人像长了眼睛一样?一查才发现作战科长叛变了,当时我父亲也在作战科,正巧被敌人打散了,在山中转了两天才归队,林彪以为他也投降了,吓了一跳。

据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陈励耘在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陈励耘一看到毛主席像就发愁,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的手段之残忍,是骇人听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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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一生以直言者自居,终身与真理为伍,也正是这个性格,才让我们看清了许多历史的真相。

毛主席又说:要争取主动,有了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在那里顶着不好,这会加深错误,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人就舒服了,他还指出: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在搞分裂,许世友表示,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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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种办法,是策划用飞机上的机关炮、警卫营的步枪、机关枪打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把车打停以后,欺骗战士说上火车去抓凶手,看着哪个活着就把他干掉。

许世友便乘一架伊尔—14飞机赶回南京,然后到车站接我们,我们专列18点35分抵达南京站,停车15分钟,许世友在南京站迎接,毛主席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我下车见了许世友,跟他说:“毛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毛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许世友说:“好!”他接着问我:“路上要不要我打电话?”我说:“不用了,我们打过了。”许世友又问:“蚌埠停不停?”我说:“还没最后定,一般的情况,这个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没定。”专列从南京开出后,到蚌埠车站是21点45分,停车5分钟;12日零点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钟。到兖州时是2点45分,没有停车;到济南时是5点,停车50分钟;在济南车站,我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专列到德州时是7点40分,停车20分钟;11点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12日中午13点10分,专列抵达丰台站停车。

所有的这些,毛主席当时都不知道,也根本不可能知道。林彪一伙的阴谋行动的目标就是要“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571工程”纪要》——作者注)。在毛主席南巡期间,林彪一伙千方百计想了解毛主席的行踪,探听毛主席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

阎明:我今年58岁,前28年都在广州及其周边度过。和所有“大院”中的孩子差不多,有些优越感,与当地人很隔阂,也和老百姓打过架。但我们是前线,不像北京歌舞升平,那么有安全感。敌机常来撒传单,印象最深的是它们飞得很低,传单用电光纸印,遇水不掉字,我们的飞机在拦截时,因为没定高设备,还撞过山。加上“反攻大陆”、“北部湾事件”等,抓了特务,学校就组织看缴获的装备展览。但只说好的,比如宣传我们是人类史上最早用地对空导弹打下敌机的,其实我们飞机也被响尾蛇导弹打下来过,那也是历史上首次被空对空导弹击落,这就没人提了。那时我们这些小孩的警惕性特别高,看到香港等外面来的人,就把他们当特务,盯他们的梢。

王飞等人把钓鱼台、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周总理当时就住在中南海里,他们打算用坦克冲中南海,王飞说,北京上空是禁飞的,用坦克可以把中南海的墙撞开,在他们密谋的过程中,还有人提议可否用导弹车拉着导弹打中南海,他们说来说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案。

罗荣桓(1963年12月16日):“我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了一条,就是要跟着毛主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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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主席,毛主席问:“他们走了没有?”我说:“走了。”毛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我说:“不通知他们了吧?”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叶剑英(1986年10月22日):“你给别人做过一件好事,你不要记得;别人如果给你做过一件好事,你要一辈子不要忘记!”

阎明:当时我在部队当副连长,刚开始上边没点我父亲的名字,所以有侥幸心理,直到集体传达时,才知道父亲也被审查,当时就蒙了。广州军区高干子弟扎堆,最多曾达700多人,大军区一级的子弟就上百。先开始,我们这些“问题子女”被集中在教导队,伙食还好,几个月后按战士待遇处理到地方,那时地方正“批林批孔”,不敢接收,我被分到崇化县一个工厂,和“地富反坏右”一起干活。一有运动,就要挨批斗,“四人帮”被打倒后,我还被关起来接受过审查。但再困难,我的信念没动摇,因为我相信我父亲绝不可能是反革命,他从小对我的教育,包括他为人处世,足以作证。红色江山是他们老一代人流血牺牲打下来的,在“文革”那么大的压力下,他们还整天在为国家安全、党的事业玩命工作着,不谈代价,不辞劳苦,他们怎么会反党卖国?我怎么也不信。

当林立果又探听到毛主席确实于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的消息后,深感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已经破产,他在惊恐之余,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两个小时以后飞往北戴河,并说,他走后北京由周宇驰指挥,林立果还对周宇驰等人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个转移的行动计划。

称陈毅“是个好同志”。“文革”中,一次红卫兵批斗陈毅,陈毅先发制人,掏出红宝书说,请翻到《毛主席语录》第某某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台下一片哗然,都在翻宝书但没有找到。在一旁的周总理作证说,确有此话。于是陈毅过关。

阎明的名片有两种:一种写着阎明,另一种则是阎铭。而递出哪张,全凭心情。

林立果马上将谋害毛主席的阴谋活动的进展情况报告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这时,林立果和周宇驰对江腾蛟说:北线由王飞指挥,南线由你指挥,你要赶快回南方去,王飞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是“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他们计划在北线实施的行动,是要把在京的周总理、朱德、叶帅、聂帅、徐帅、刘帅等人都害死,也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毛泽东称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

阎明:几乎没交往,他后来被调到北京,当上副总长,刻意和“四野”的人保持距离,黄永胜有时在家放电影,招待老部下,我父亲从不受邀,搞得黄永胜很不高兴。我父亲只和别人保持工作关系,而工作关系都是记录在案的,所以林彪出事后,他特别坦然,觉得与己无关。“9·23事件”当天,周恩来还和他研究对策,9月24日他陪李先念去越南访问,我父亲是越南地形专家,在东北时就被誉为“活地图”,对地形过目不忘,他曾多次进入越南,帮越共作战。李先念回国后,他还留在那里准备与武元甲大将一起研究解放南方的问题,结果突然就被召回了,成了被审查者。

据陈励耘后来供述:于新野找他布置任务时,他曾提出杭州没有可靠的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上汇报,派一个飞行员来,他们准备派谁呢?派鲁珉,鲁珉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说:“那就好,那就干!”陈励耘还说,用飞机轰炸专列的办法是可靠的。

1972年1月陈毅不幸逝世,极少参加党内同志追悼会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毛泽东到达追悼会会场的时间很早,除了陈毅家属和周恩来外,还没有多少人到达。毛泽东一下车便要见张茜及其子女。看着神情悲切的张茜,毛泽东潸然泪下,他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还说:“他是个好人。”在询问了陈毅几个子女的近况后,毛泽东勉励道:“要努力奋斗。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了贡献、立了大功劳,这已经作了结论来。”张茜表示很感谢,并真诚地请求毛泽东提前回去。毛泽东微微摇头,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朱德、宋庆龄等陆续到达会场,正在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也被“特别邀请”出席,追悼会的规格明显地提高了。

阎明:小时候和父亲接触不多,他一年2/3的时间在外面,他是个温文儒雅而沉默的人。在部队,石光荣那样的“二杆子”有,但很少,真正当领导的,都有文化。像黄永胜,谋略过人,打过很多经典战例,比如围歼廖耀湘时,10多个小时和总部失去联系,刘亚楼急得大骂,说要枪毙他,连林彪都着急了,可他利用这段时间,指挥部队大范围穿插,最终截住敌人。再比如林彪,廖耀湘溃败时,我军前线乱成一团,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打,林彪没按常规部署,而是冷静地下达命令:向能找到廖耀湘的方向打。最终取得完胜。军人要勇敢,但更要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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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毛在井冈山会师时,毛泽东看见一个娃娃模样的军人在给部队讲话:“其实这个土匪,那个军阀,只要有枪,就有一块天下。我们也有枪,也能坐天下!”毛泽东得知这个人是指挥部队在敖山庙、耒阳城打了胜仗的林彪营长,于是感慨道:一般的营长也只是领兵打仗,没什么政治头脑,而面前这个娃娃营长却满是“红色割据”的道理,与自己的主张完全一样,今后堪当大任。后来,毛泽东始终对林彪钟爱有加,识才善用,使林彪始终是同级别军事首长中最年轻者,这种时时提携、指点,是日后林彪成为纵横中国的杰出军事指挥员的重要因素。1971年9月12日深夜,林彪外逃之前,流着泪说“我至死是个民族主义者”。

10日中午,毛主席叫我去,对我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我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毛主席问:“为什么呀?”我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毛主席又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我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毛主席考虑了我的建议。他问:“那怎么办?”我说:“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我刚说到这里,毛主席打断我的话说:“还有一个,就是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我回答说:“马上就通知他。”

9月9日,于新野在上海当着王维国的面说:“我们这次用飞机轰炸,除飞机上有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这个机关枪可以扫射火车上跑下来的人。”从这几种办法可以看出,林彪一伙谋害毛主席的手林彪反革命集团为谋害毛主席准备使用的伊尔—10强击机段是何等阴险毒辣!

“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

阎明:(很多历史书说,“一号号令”是林彪未经毛主席同意擅自发布的,图谋政变)你可以看看“一号号令”的内容,都是很普通的东西,在备战过程中,类似指令林彪下过很多条,怎么是“政变”呢?至于另两条“罪状”,更站不住脚了,“北兵南调”是苏联劝蒋介石趁机出兵,有情报说蒋将在福州空降,周总理亲自部署,要广州军区配合福建军区,调部队去协防,这与林彪有什么关系?至于“零号工程”,是汪东兴交办的,在靠水的风景区修了一些豪华别墅,有毛主席、周恩来等的,偏偏没有林彪的,众所周知,林怕水,根本不可能住那里。林彪不喜排场,到广州住在小公馆里,离军营近,能看到战士训练,他很喜欢。

我因为考虑专列的安全就谢绝了,第二天上午,许世友来了,毛主席与许世友、王洪文和我,谈了两个小时的话,毛主席说: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有些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嘛!

从后来“联合舰队”成员的供述和汪东兴调查得到的材料看,林彪准备谋害毛主席的办法有八种之多……

黄克诚说:写历史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秉笔直书,不要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罪行,受到党纪国法制裁,是罪有应得。但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两方面都写,不能只写一面。林彪确有指挥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况且,国内外都知道林彪是我们开国十大元帅之一,把他写成既不会打仗又一无是处,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很难令人置信。

他们称毛主席为“B—52”,叶群在给吴法宪电话中问:B—52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吴法宪向她报告了毛主席在杭州同陈励耘等人谈话的内容,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但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不能再呆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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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明:是的,你可以看看“一号号令”的内容,都是很普通的东西,在备战过程中,类似指令林彪下过很多条,怎么是“政变”呢?至于另两条“罪状”,更站不住脚了,“北兵南调”是苏联劝蒋介石趁机出兵,有情报说蒋将在福州空降,周总理亲自部署,要广州军区配合福建军区,调部队去协防,这与林彪有什么关系?至于“零号工程”,是汪东兴交办的,在靠水的风景区修了一些豪华别墅,有毛主席、周恩来等的,偏偏没有林彪的,众所周知,林怕水,根本不可能住那里。林彪不喜排场,到广州住在小公馆里,离军营近,能看到战士训练,他很喜欢。

第二种办法,是准备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用的,就是在毛主席的专列通过硕放铁路桥时,炸掉铁路桥和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然后他们再宣布是坏人搞的,硕放桥在苏州到无锡之间,他们已经到那里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安放,都测量和设计好了。

“批陈整风”以后,林彪一伙不仅不思悔改,反而铤而走险,积极策动武装政变活动。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林彪一伙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毛主席英明领导,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很快就被彻底粉碎了。在这场复杂的、激烈的斗争中,毛主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临危不惧、战而胜之的气概,是我终生难忘的。

记者:回望历史,为何如此多的悲剧呢?是因为人与人的恩怨吗?

9日下午,于新野从上海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又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于新野飞回北京,就到西郊机场向林立果做了汇报,林立果在西郊机场的平房和西郊机场旁边的空军学院里都有办公室,那里是他的据点。

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这样一来,危险便立刻向毛主席逼近。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毛主席住在杭州,无异于进入了虎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经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的沿途,在同一些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他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我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毛主席同意转向绍兴,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做了各种防范准备。我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的警卫工作的陈励耘。陈励耘的秘书接的电话。他接到电话后,马上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说:“陈政委有事,您有什么事请跟我讲。”我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秘书肯定地回答说:“能。”我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紧接着我就找到张耀祠说:“赶快去找专列的同志讲清楚,火车马上开走。”当时天气太热,我还要求在专列转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棚子,起到防晒作用。张耀祠马上落实了。这些情况,我都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这么办,并说这个办法好。毛主席的专列于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第二种办法,是准备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用的,就是在毛主席的专列通过硕放铁路桥时,炸掉铁路桥和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然后他们再宣布是坏人搞的。硕放桥在苏州到无锡之间,他们已经到那里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安放,都测量和设计好了。

在离我们的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火车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10日晚上,毛主席同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王洪文见面,但没有谈几句话,王洪文住在车下的房子里,他还要我也搬到车下来住。

南萍等人被请来以后,毛主席在自己休息的房间里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当毛主席见到白宗善,同他握手时,问:“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连忙解释说:“他那天在值班。”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黄克诚作为中纪委常务书记(1982年任第二书记),敢讲真话,仗义执言,显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高贵品质,中共中央称黄克诚同志为“共产党人的楷模”。

当于新野同王维国一起策划时,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到上海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毛主席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于新野、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

毛主席与许世友、王洪文和我,谈了两个小时的话。毛主席说: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有些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要耐心地等待嘛。毛主席又说:要争取主动,有了错误,不认识,不改正,在那里顶着不好,这会加深错误,包袱越背越重,甩掉包袱,轻装上阵,人就舒服了。他还指出: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在搞分裂。许世友表示,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谈到中午,毛主席说:“吃中午饭啦!今天,我就不请你们在车上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许世友热情地说:“汪主任,你也去。”我说:“我不去了,谢谢。”毛主席当着他们的面对我说:“汪主任,你把他们送走以后,再回来一下。”我送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王维国也来了。他一直在休息室里等着毛主席召见。我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主席。毛主席问:“他们走了没有?”我说:“走了。”毛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我说:“不通知他们了吧?”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

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后在1982年的十二大上当选中纪委第二书记。当黄克诚结束近二十年的蒙冤,走出牢狱重新出任领导职务后,一些当年在批判和审查他时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纷纷向他赔礼道歉。

第一种办法,如果毛主席的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让油库燃烧,据王维国交代,这时就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

后来,据陈励耘交代:8日晚上他有事,就是因为于新野到了杭州。于新野是8日先坐飞机到上海,然后赶到杭州找陈励耘布置任务的。但于新野有一些疑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追问陈励耘毛主席到底在杭州讲了些什么话,陈就把毛主席同他们谈话的内容做了报告。当时,于新野告诉陈励耘,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主席。据我们后来了解到的情况,陈励耘在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陈励耘一看到毛主席像就发愁。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发动武装政变、杀害毛主席的手段之残忍,是骇人听闻的。

中央决定,将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清理“文革”中“三种人”和平反冤假错案,交给中央纪委办理。黄克诚认为,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包括那些开始革命后来走向反面的历史人物,都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做出全面的评价。1984年初,黄克诚看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元帅条目释文稿中,所有的元帅都写了历史功绩,唯独林彪条目的释文只写了简历和罪行,认为这样写不真实、不全面,建议改写。他约请撰写组成员面谈,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他们要转移到哪里去呢?他们要实施早在《“571工程”纪要》中密谋的方案,即谋害毛主席不成,就转移到广州去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这就是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所说的“两谋”:一个是阴谋杀害毛主席;另一个是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

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记载:“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叶群和林立果在苏州密谋后,派林立果到上海,召集‘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以及七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副处长李伟信,从三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提出‘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夺取全国政权’或制造‘割据局面’,并阴谋‘借苏力量钳制国内外各种力量’。”“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七三五部队政治委员陈励耘和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秘密开会,指定南京以周建平为‘头’,上海以王维国为‘头’,杭州以陈励耘为‘头’,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一九七一年三月,米家农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广州组织‘战斗小林彪反革命集团在上海巨鹿路招待所的秘密据点林彪反革命集团在广州白云山的秘密据点在秘密据点缴获的部分收发报机分队’,要队员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并制定了联络密语、暗号。一九七一年四月,林立果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在制定《“571工程”纪要》的过程中,林立果明确地说:“办法是搞掉B—52(诬蔑毛主席的代称——作者注)实行武装起义”,“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他们认为:“和国外‘571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阎明在心中,一遍遍呐喊着,为不应忘却的曾经,为那些被扭曲、被沉默、被侮辱、被伤害、被忘却、被封锁的灵魂。他没有权力沉默,哪怕是向苍天呼告。

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曾以贺龙“两把菜刀起家闹革命”的例子鼓励起义军。到陕北后又称他是“红二方面军的旗帜”,可见对贺老总的器重。文革期间,贺老总深受林彪的迫害,毛泽东在贺龙问题上主动承认错误。1973年2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人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紧接着毛泽东又说“我有缺点,听了一面之词。”12月21日,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上讲话,再次指示要为贺龙平反,他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 毛泽东又说:“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阎明的父亲乃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老广州有这么一句话:“有钱住西关,有势住东山。”新中国成立后,富人都去了香港,西关已成明日黄花,然而,军区司令部、省委、市政府等接收了原国民党党部等,东山风光依旧,在那里,阎明度过了青葱岁月。

第一种办法,如果毛主席的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让油库燃烧。据王维国交代,这时就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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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毛主席这些话,我意识到他是为了要帮助一些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提高对发生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认识,争取团结和尽力挽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的人,其中也想挽救林彪和黄永胜等人。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挫败的林彪一伙并不改弦易辙,反而在会后很快开始了谋害毛主席、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直到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才知道:早在1970年10月,以林立果为首组成了“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人名代号,“联合舰队”是林彪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

黄克诚毫不介意,坦诚地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们也有压力,不向我开炮,你们也难以过关。现在事情已经过去,没有必要再去提它了。要注意保重身体,争取在有生之年为党再多做些工作。”他边说边手把手地向来人热情传授自己在被关押期间学会的按摩术。黄克诚豁然大度的举止和语重心长的话语,曾使不少人感动得落泪。

许世友便乘一架伊尔—14飞机赶回南京,然后到车站接我们。我们专列18点35分抵达南京站,停车15分钟。许世友在南京站迎接,毛主席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我下车见了许世友,跟他说:“毛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毛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许世友说:“好!”他接着问我:“路上要不要我打电话?”我说:“不用了,我们打过了。”许世友又问:“蚌埠停不停?”我说:“还没最后定。一般的情况,这个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没定。”专列从南京开出后,到蚌埠车站是21点45分,停车5分钟。12日零点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钟。到兖州时是2点45分,没有停车。到济南时是5点,停车50分钟。在济南车站,我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专列到德州时是7点40分,停车20分钟。11点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12日中午13点10分,专列抵达丰台站停车。毛主席与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我谈了话,一直讲到下午3点多钟才结束。过去,毛主席从来没有白天到北京站下车的,这次是个例外。15点36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点5分到北京站。毛主席下火车后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从杭州动身到这时,毛主席已经3天没有休息好。到了中南海,我对毛主席说:“您睡吧。”毛主席关心地对我说:“你也睡一睡吧。”我说:“我也回去睡一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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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种办法,是要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来轰炸毛主席的专列,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

阎明:很多人问我,写这本书干什么?是不是想翻案?我没这个想法,写这本书就是为了真实记录历史。对于那段历史,错误的说法太多了,比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在南方山洞里”等,都是误传。如果说业余爱好者犯错也就罢了,可专业历史学家也犯错,甚至一些亲历者都语焉不详。事实证明,模糊对历史的判断,是不负责任的,贻害无穷。我遇到过许多大学生,他们都在用质疑的口吻问这问那,他们还是孩子,没什么人生阅历,连他们都在怀疑,岂不令人担忧?回避局部只能让人们怀疑整体,会造成信任危机,既然如此,不如坦然面对。展示真相不会毁坏形象,反而能提升凝聚力。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她会主动纠正自己的错误,而这也正是她伟大的地方,我相信党最终会做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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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不是石光荣

毛泽东称林彪是“这个娃娃堪当大任”。

再一个南逃广州也只是一个腹案,并没有任何准备。南逃广州,更重要的是四大金刚都不知道,应该讲这件事情的真正策划者还是叶群和林立果,当然林彪是同意的。现在,256号飞机确实是一个谜。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有几点,第一个就是北京对林豆豆的报告反应很慢,至于为什么慢,搞不清为什么。第二点,北京指示林豆豆也上256号飞机,而林豆豆没有上,这是确切的。第三点,开这个飞机的飞行员潘景寅,在20世纪80年代,小平同志接见记者的时候,称他是一个好同志,这个同志是7·20事件时毛主席专机的驾驶员,毛主席对他印象很好,毛主席当时就说他长得像岸英。所以具体情况到今天都是一个谜,到现在还没有最新的资料。

10日中午,毛主席叫我去,对我说:“走啊!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我说:“主席,不通知他们不行。”毛主席问:“为什么呀?”我说:“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的时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毛主席又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我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毛主席考虑了我的建议。他问:“那怎么办?”我说:“您看,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我刚说到这里,毛主席打断我的话说:“还有一个,就是空五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我回答说:“马上就通知他。”

第一种办法,如果毛主席的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让油库燃烧。据王维国交代,这时就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

第四种办法,是用四火箭筒和一百毫米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车。四火箭筒是打坦克的,高射炮是打飞机的,这两种武器的穿透力都很强,对付火车不成问题。

所有的这些,毛主席当时都不知道,也根本不可能知道。林彪一伙的阴谋行动的目标就是要“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571工程”纪要》——作者注)。在毛主席南巡期间,林彪一伙千方百计想了解毛主席的行踪,探听毛主席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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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下午,于新野从上海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又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于新野飞回北京,就到西郊机场向林立果做了汇报。林立果在西郊机场的平房和西郊机场旁边的空军学院里都有办公室,那里是他的据点。林立果马上将谋害毛主席的阴谋活动的进展情况报告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这时,林立果和周宇驰对江腾蛟说:北线由王飞指挥,南线由你指挥,你要赶快回南方去。王飞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是“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他们计划在北线实施的行动,是要把在京的周总理、朱德、叶帅、聂帅、徐帅、刘帅等人都害死,也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飞等人把钓鱼台、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周总理当时就住在中南海里。他们打算用坦克冲中南海。王飞说,北京上空是禁飞的,用坦克可以把中南海的墙撞开。在他们密谋的过程中,还有人提议可否用导弹车拉着导弹打中南海。他们说来说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案。林彪知道搞政变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了,他有带兵的经验,怕单靠“联合舰队”这几个人没有把握,怕他们经验不够。林彪要指挥一个大“舰队”。他通过叶群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调动起来了。那几天,他们的电话联系十分频繁,常常是两三部电话机同时讲话,一讲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他反复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指林彪一伙——作者注)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这次庐山会议,只提出陈伯达的问题。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不过,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阎明:审查了七年半,三大罪状都无结果,最终说他犯了“严重错误”,降两级处理退休了,他也想开了,说“只要不算反革命就行”。他很少谈过去的事,在审查期间,看守根本不拿他当人看,吃得很差,受了不少罪,出来时牙都掉光了。

第六种办法,是利用中央开会的机会,对毛主席下毒手。

据陈励耘后来供述:于新野找他布置任务时,他曾提出杭州没有可靠的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上汇报,派一个飞行员来。他们准备派谁呢?派鲁珉。鲁珉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陈励耘说:“那就好。那就干!”陈励耘还说,用飞机轰炸专列的办法是可靠的。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跟了上来,毛泽东和彭德怀拟写了一份电报,主张给马家骑兵一个打击,以防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击败追敌骑兵后,毛泽东写了一首诗,高度赞扬彭总。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彭老总性格刚烈,疾恶如仇,而且有些特立独行,但打仗绝对是勇夫和猛将。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是依仗彭德怀这样的大将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面向历史应有负责精神

1973年12月21日,朱德参加了中央军委会议,毛泽东在他的住所会见了参加会议的人员。毛泽东拍着身边的沙发,请朱德紧挨着自己坐下。

往事不忍成历史,往事不忍成历史……

自从井岗山会师后,朱德就成为了军队的偶像级的人物,长期任总司令,但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朱宽和忍让、纯朴谦逊,对这样一位没有野心的忠厚长者当然会赞誉有加。

从天堂跌到人间

1990年8月5日,徐向前对围坐在病床前的儿女们郑重地说:“我说不了多少话,我要说的是,我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遗言!”“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贯彻党的路线,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现在党风不正,有些人光说不做……”9月21日凌晨4时21分,徐向前与世长辞。

记者:您父亲是怎样一个人?是像《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那样吗?

这时,毛泽东满怀深情地向朱德问候道:“红司令,红司令你可好吗?”朱德仍用他惯用的四川话,兴奋地回答:“主席,我很好。”毛泽东拿起一支烟,划火柴时似乎思考了一下,深深吸了一口之后,高声对朱德说:“有人说你是黑司令,我不高兴,我说是红司令,红司令。”毛泽东意味深长而诙谐幽默的话,惹得在场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点起了头。接着,毛泽东又风趣地说:“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朱毛,朱在先嘛。”

阎明:主要有三大“罪状”:一是“一号号令”,被认为是反革命政变的“预演”;二是“北兵南调”;三是给林彪修豪华别墅的“零号工程”。

毛泽东称徐向前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西路军失败后,徐向前只身回到延安,毛泽东不但没有责怪,而且亲自接见,百般抚慰。

记者:您父亲与林彪来往不多,审查什么呢?

第二种办法,是准备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用的,就是在毛主席的专列通过硕放铁路桥时,炸掉铁路桥和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然后他们再宣布是坏人搞的。硕放桥在苏州到无锡之间,他们已经到那里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安放,都测量和设计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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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于新野在上海当着王维国的面说:“我们这次用飞机轰炸,除飞机上有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这个机关枪可以扫射火车上跑下来的人。”从这几种办法可以看出,林彪一伙谋害毛主席的手林彪反革命集团为谋害毛主席准备使用的伊尔—10强击机段是何等阴险毒辣!当于新野同王维国一起策划时,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到上海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毛主席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于新野、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

苌弘可化碧,杜鹃可泣血。

这次谈话,毛主席讲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军队干部的团结问题,战备问题。谈话中,毛主席还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走麦城失败。毛主席在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林彪、黄永胜。他还针对领导人闹不团结的情况,讲了一个故事,寓意深长。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战例。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的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在谈话的时候,我就布置专列做开车的准备。毛主席同他们谈了半个小时。谈完后,我请他们到我的房间里休息。

记者:您父亲最终审查结果如何?

第三种办法,如果硕放炸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打火车。周宇驰讲,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很快就会车毁人亡。王维国、周宇驰等人也到铁路沿线看过地形。他们准备从外地调来火焰喷射器部队,由于我们行动提前,这支部队没有来得及调来。

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这样一来,危险便立刻向毛主席逼近。当时毛主席在杭州停留,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住所的警卫工作。毛主席住在杭州,无异于进入了虎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经识破了林彪的阴谋。这次南巡,毛主席从北京到杭州的沿途,在同一些当地负责人的谈话中又了解到叶群、林立果进行阴谋活动的一些情况。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毛主席根据前后所了解和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采取措施,对付林彪一伙的阴谋。他首先把我找去,提出要把专列转移。我问毛主席,专列是向后转移,还是向前转移?向后是转到金华,向前是转到上海。我还建议,也可以转向绍兴,即转向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观察动静。毛主席同意转向绍兴,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当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做了各种防范准备。我从毛主席住地出来,马上就打电话找当时负责毛主席在杭州的警卫工作的陈励耘。陈励耘的秘书接的电话。他接到电话后,马上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说:“陈政委有事,您有什么事请跟我讲。”我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秘书肯定地回答说:“能。”我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紧接着我就找到张耀祠说:“赶快去找专列的同志讲清楚,火车马上开走。”当时天气太热,我还要求在专列转到新的停车地点后,给毛主席的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棚子,起到防晒作用。张耀祠马上落实了。这些情况,我都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同意这么办,并说这个办法好。毛主席的专列于9日凌晨转到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

毛泽东对朱德的评价“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

毛主席当然没有料到林立果会刺杀,搞反革命政变,这是毛主席革命一辈子,掌权以后,从来没有碰到的情况。但是毛主席警惕极高,神龙见首不见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今天到哪儿去,大家都是搞不清楚的,命大,福大,躲过了这次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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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阎明就读的子弟学校中,随便拉出一个同学,都有显赫背景。在炫目的光环中,阎明想到的未来,一路顺风。

1971年9月13日,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九一三”事件,那么林彪在外逃前夜,有没有遗言呢?遗言又说了什么呢?

记者:为什么您父亲很沉默,是性格的原因吗?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当天,病床上的他把秘书叫去。“今天报纸发表七一社论了吧?拿来读读。”朱德断断续续地低声说,“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15时1分,朱德在北京医院逝世。

记者:您儿时的广州是怎样的景象?

林立果刺毛,林彪是不是清楚?这些是疑点。很多说法说叶群是参与其中的。很可能林彪都不知道,多年来叶群控制林彪的信息。“四大金刚”都没有参与刺杀毛泽东的活动。

第三种办法,如果硕放炸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打火车。周宇驰讲,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很快就会车毁人亡。王维国、周宇驰等人也到铁路沿线看过地形。他们准备从外地调来火焰喷射器部队,由于我们行动提前,这支部队没有来得及调来。

在使中央知晓有关情况的过程中,林立衡起的作用特别大。林立衡这个人很有意思,毛主席早在1971年9月1日到2日,就已经有所感觉,他和江西第一号人物程世清谈话。毛主席跟他七谈八谈,“庐山会议结束,陈伯达后面还有人”,程世清本来是被认为是林彪的人,这个时候火线立功,马上迅速站出来揭发林彪,这个材料是准确的。程世清向毛主席揭发说,我的家属和林豆豆有接触,林豆豆几次到南昌来都提示,提示什么呢?说,不要跟我家多来往,搞得不好以后要杀头的,这个话9月1日和2日程世清就向毛泽东说了。所以毛主席能躲过暗杀他是有信息的。

毛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返程时间一般都在9月底。1971年8月15日13点,我们陪着已78岁高龄的毛主席又出发去南方巡视。毛主席这次去南方巡视的目的,开始我们是不知道的。但他在巡视途中曾经说到:“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到处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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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这么说,这是历史误会?

我们执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发了前卫车。13点12分,我们的车也走了。专列开动时,车站的警卫人员马上报告了在锦江饭店吃饭的王洪文。王洪文小声告诉许世友说:“毛主席的车走了。”许世友很惊讶地说:“哎呀!怎么走了?”王洪文对许世友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王洪文、许世友、王维国等人吃了两个多小时的中午饭。吃完饭已经是下午了。

南萍等人被请来以后,毛主席在自己休息的房间里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当毛主席见到白宗善,同他握手时,问:“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连忙解释说:“他那天在值班。”

9月5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主席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9月6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不顾毛主席的叮嘱,把毛主席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即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意对在旅途中的毛主席采取谋害行动。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听了毛主席这些话,我意识到他是为了要帮助一些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提高对发生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认识,争取团结和尽力挽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的人,其中也想挽救林彪和黄永胜等人。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挫败的林彪一伙并不改弦易辙,反而在会后很快开始了谋害毛主席、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直到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我才知道:早在1970年10月,以林立果为首组成了“联合舰队”,叶群还为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人名代号,“联合舰队”是林彪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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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种办法,是要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来轰炸毛主席的专列,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

当林立果又探听到毛主席确实于9月12日下午回到中南海的消息后,深感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已经破产,他在惊恐之余,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两个小时以后飞往北戴河,并说,他走后北京由周宇驰指挥。林立果还对周宇驰等人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个转移的行动计划。他们要转移到哪里去呢?他们要实施早在《“571工程”纪要》中密谋的方案,即谋害毛主席不成,就转移到广州去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这就是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时所说的“两谋”:一个是阴谋杀害毛主席;另一个是阴谋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①据李伟信(林彪死党,直接参与研究制定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成员之一。(本文摘自《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汪东兴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第四种办法,是用四火箭筒和一百毫米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车。四火箭筒是打坦克的,高射炮是打飞机的,这两种武器的穿透力都很强,对付火车不成问题。

1963年12月中旬,罗荣桓从昏迷中苏醒,拉着夫人林月琴的手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又嘱咐孩子们:“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他不断说:“我革命这么多年,选定了一条,就是要跟着毛主席走。”12月16日14时37分,罗荣桓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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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下午,于新野从上海坐飞机回北京前,王维国同他一起又看过一次地形,他们决定就在上海谋害毛主席。于新野飞回北京,就到西郊机场向林立果做了汇报。林立果在西郊机场的平房和西郊机场旁边的空军学院里都有办公室,那里是他的据点。林立果马上将谋害毛主席的阴谋活动的进展情况报告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这时,林立果和周宇驰对江腾蛟说:北线由王飞指挥,南线由你指挥,你要赶快回南方去。王飞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副参谋长,是“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他们计划在北线实施的行动,是要把在京的周总理、朱德、叶帅、聂帅、徐帅、刘帅等人都害死,也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飞等人把钓鱼台、中南海的地形都看了。周总理当时就住在中南海里。他们打算用坦克冲中南海。王飞说,北京上空是禁飞的,用坦克可以把中南海的墙撞开。在他们密谋的过程中,还有人提议可否用导弹车拉着导弹打中南海。他们说来说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方案。林彪知道搞政变的行动已经全面展开了,他有带兵的经验,怕单靠“联合舰队”这几个人没有把握,怕他们经验不够。林彪要指挥一个大“舰队”。他通过叶群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调动起来了。那几天,他们的电话联系十分频繁,常常是两三部电话机同时讲话,一讲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阎明:不服气又能怎样?他80岁就去世了,黄永胜死得更早,总有包袱压着,想轻松也不容易。我大哥清华毕业,被迫去喂猪,我二哥是空军尖子,结果当了矿工,我们比黄永胜的几个孩子算好的了,他家老大在韶关的一家工厂,两度婚变,老二成了钢铁厂炉前工,老三被下放到锰矿,老四在硫酸厂当搬运工。黄家几个孩子都很优秀,人品好,群众关系也好。

老彭性格刚烈,疾恶如仇,而且有些特立独行,比较难驾驭,这从几十年和老毛磕磕拌拌的合作历程中就可看出,但打天下绝对需要这样的勇夫和猛将,就象刘备少不了张飞,李世民必须依仗尉迟敬德一样。所以在战争年代老毛会如此不吝溢美之词,当然事实也确实如此,比如,朝鲜战争没人愿挂帅,只能惟我彭大将军。至于59年庐山会议后毛说老彭的合作与不合作是三七开(我们可爱而又梗直的彭总非顶着说,不对,应是七三开),那是后话了。

记者:您父亲和林彪交往很多?

第五种办法,是由王维国利用毛主席接见的机会,开枪杀害毛主席。

我回到毛主席那里,请示说:“到上海后车停在哪里?”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我说:“上海那边要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毛主席说:“是。这个电话由你们打。”当时,陈励耘在我的房子里,我就只好在毛主席那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专列10日13点40分由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站。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而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到了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很不自然。他跟我握手时问我:“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我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以后我了解,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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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很多历史书说,“一号号令”是林彪未经毛主席同意擅自发布的,图谋政变。

林彪为什么要逃?从种种迹象看,林彪没有逃的准备,一点准备也没有,本来他可能是准备听天由命的,反正不检讨,任你毛泽东怎么办?随便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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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病危后,已欲语不能,医生不许亲属进病房。女儿叶楚梅说,父亲没有留下遗言,但他总说要多做好事,知恩图报,这个家训也就成了变相遗嘱。

林彪为什么要逃?从种种迹象看,林彪没有逃的准备,一点准备也没有,本来他可能是准备听天由命的,反正不检讨,任你毛泽东怎么办?随便你了。

我回到毛主席那里,请示说:“到上海后车停在哪里?”毛主席说:“停在上海郊外虹桥机场专用线,顾家花园就不进去了。”我说:“上海那边要通知,是不是通知王洪文?”毛主席说:“是。这个电话由你们打。”当时,陈励耘在我的房子里,我就只好在毛主席那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专列10日13点40分由绍兴返回,14点50分抵达杭州站。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而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到了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很不自然。他跟我握手时问我:“车开后,要不要打电话通知上海?”我说:“你打电话给王洪文或者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以后我了解,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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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个南逃广州也只是一个腹案,并没有任何准备。南逃广州,更重要的是四大金刚都不知道,应该讲这件事情的真正策划者还是叶群和林立果,当然林彪是同意的。现在,256号飞机确实是一个谜。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有几点,第一个就是北京对林豆豆的报告反应很慢,至于为什么慢,搞不清为什么。第二点,北京指示林豆豆也上256号飞机,而林豆豆没有上,这是确切的。第三点,开这个飞机的飞行员潘景寅,在20世纪80年代,小平同志接见记者的时候,称他是一个好同志,这个同志是7·20事件时毛主席专机的驾驶员,毛主席对他印象很好,毛主席当时就说他长得像岸英。所以具体情况到今天都是一个谜,到现在还没有最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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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15点35分,我们从杭州发车,18点10分就到了上海。这次随毛主席外出,我带上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专列一到上海,我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部队全撤到外围去了,在毛主席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部队,以防不测。在离我们的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火车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10日晚上,毛主席同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王洪文见面,但没有谈几句话。王洪文住在车下的房子里,他还要我也搬到车下来住。我因为考虑专列的安全就谢绝了。第二天上午,许世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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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来“联合舰队”成员的供述和我们调查得到的材料看,他们准备谋害毛主席的办法有八种之多:

记者:老人家能服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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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明: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之子,参过军,做过工,现为作家、文化艺术出版社副社长。

黄克诚向撰写组具体谈了林彪在历史上的主要功绩,供撰写时参考。最后他还恳切地指出,把林彪当年给毛泽东写信,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作为林彪的一条错误写在条目释文中,值得斟酌。由于林彪提了那个意见,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文章,当时对全党全军都有极大的教育作用。所以我认为,像这类问题,其他人的条目中都没有写,对林彪也不必过于苛刻。在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上,没有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没有讲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XLW

林立果刺毛,林彪是不是清楚?这些是疑点。很多说法说叶群是参与其中的。很可能林彪都不知道,多年来叶群控制林彪的信息。“四大金刚”都没有参与刺杀毛泽东的活动。

再低调也没躲过去

9月9日,于新野在上海当着王维国的面说:“我们这次用飞机轰炸,除飞机上有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这个机关枪可以扫射火车上跑下来的人。”从这几种办法可以看出,林彪一伙谋害毛主席的手林彪反革命集团为谋害毛主席准备使用的伊尔—10强击机段是何等阴险毒辣!当于新野同王维国一起策划时,王维国又提出,如果毛主席到上海下车住在顾家花园怎么办?于新野说,他看了地形,如果毛主席住在顾家花园,可以把王维国的“教导队”带上去,在毛主席住地附近埋伏好,用机枪把前后路堵死,先把警卫部队消灭,再冲进去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王维国还向于新野表态说:“首长的命令,我一定执行。”于新野、王维国都认为,在上海动手,地形比杭州要好,对他们更有利。

阎明:主要有三大“罪状”:一是“一号号令”,被认为是反革命政变的“预演”;二是“北兵南调”;三是给林彪修豪华别墅的“零号工程”。

第六种办法,是利用中央开会的机会,对毛主席下毒手。

9月5日,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毛主席在长沙谈话内容的传达后,立即密报给林立果。9月6日,武汉部队政委刘丰不顾毛主席的叮嘱,把毛主席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回到北京即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暴露无遗了,决意对在旅途中的毛主席采取谋害行动。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

“一号号令”是历史误会

“批陈整风”以后,林彪一伙不仅不思悔改,反而铤而走险,积极策动武装政变活动。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林彪一伙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毛主席英明领导,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很快就被彻底粉碎了。在这场复杂的、激烈的斗争中,毛主席表现出来的那种临危不惧、战而胜之的气概,是我终生难忘的。

从后来“联合舰队”成员的供述和我们调查得到的材料看,他们准备谋害毛主席的办法有八种之多:

然而,命运如此捉弄,一夜间,阎明的父亲从老革命成了反革命,阎明从革命的接班人成了“狗崽子”。整整七年半,一家人在苦痛中煎熬,阎明被剥下军装,赶进小工厂,过着半劳改的生活,当父亲终于结束审查时,老人的牙已统统掉光……

翻开新写就的《往事不忍成历史》,阎明无限释然。此生或错过,真话将永存,他说:“好在,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不是领导的历史。”

这次谈话,毛主席讲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党的历史上几次路线斗争的问题,军队干部的团结问题,战备问题。谈话中,毛主席还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啦。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直到走麦城失败。毛主席在谈话中,再一次批评了林彪、黄永胜。他还针对领导人闹不团结的情况,讲了一个故事,寓意深长。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战例。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的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结果把齐国打败了。在谈话的时候,我就布置专列做开车的准备。毛主席同他们谈了半个小时。谈完后,我请他们到我的房间里休息。

阎明:当时中苏在珍宝岛交恶,战争一触即发,1969年10月18日,为防敌人突然袭击,林彪下了几个指示。我父亲刚到北京3个月,对总参工作不熟,随手就给编了个“一号号令”,林彪根本不知道这件事,连黄永胜都不知道。毛看到“号令”后,大为震怒,认为林彪瞒着他调动军队,但毛主席没取消它,也没和林彪沟通,以后才突然拿这个说事。

林彪一生主要有三大“罪状”:一是“一号号令”,二是“北兵南调”,三是给林彪修豪华别墅的“零号工程”,原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之子称,这三条罪状全是误会!

从后来“联合舰队”成员的供述和汪东兴调查得到的材料看,林彪准备谋害毛主席的办法有八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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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方案 林彪 元帅 黄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