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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是怎么一步一步成为党中央副主席的?真相

文章作者:军事军史 上传时间:2019-12-06
  1. 中共上海中央局多次遭破坏,引起共产国际的怀疑,决定进行专门调查。

康生在病入膏肓、气息奄奄之际,依然困兽犹斗,在毛泽东面前告了邓小平一状。同时,当他对成不了气候的江青大失所望的时刻,便又反水了,假借别人之手,向党中央检举江青等人的历史问题,为金蝉脱壳、保全自身而找了个垫背的。

读《王明年谱》札记

2014/05/05 | 周言| 阅读次数:2572| 收藏本文

近年来近现代史研究,尤其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非常杰出的着作,其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表现突出。去年该社出版了唐宝林的《陈独秀全传》,今年又出版了郭德宏的《王明年谱》,都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新突破。

有关王明的研究大多陷入批判与再批判的怪圈,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对此,党史研究者杨奎松在1999年发表的《五十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中指出,长久以来的中共党史研究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差不多从共产国际七大前后就算起了,有的文章甚至连1935年的《八一宣言》也给捎上。杨奎松尤其指出:“凡是王明发表的主张联合国民党的言论都统统以妥协投降视之;为了强调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对王明和共产国际的一切主张都要戴上‘右倾’的帽子,因而任何认为中共中央从‘抗日反蒋’方针到‘逼蒋抗日’方针的政策转变,受到过共产国际影响的说法都不能接受。至于1937年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议派王明等人回国,就更是被一些人怀疑是要夺毛泽东权的重要政治步骤而严加斥责。”

有鉴于此,郭德宏的《王明年谱》力图直面一些争议问题,给出让人信服的新资料以及合理的解释,使此书对于王明的评价更为公正客观。尤其是对王明中毒事件等一系列争议事件,郭德宏能够吸收新近的研究加以解释,同时又根据各个渠道提供的新资料,对王明的一生进行全方位的细节补充,还原了王明起起伏伏的一生。

有关王明去莫斯科之前的青少年时期,限于材料原因,作者只花费了约30页左右的篇幅交代。郭德宏运用的主要资料还是王明自己的诗歌选集、回忆录,以及国内出版的《王明传》,同时运用一些细枝末节的材料予以补充。但是郭德宏在书中也指出,由于王明在1949年之前很多文章是捧毛泽东的,但是自己编订的诗集在1949年之前却有很多骂毛泽东的诗,因此郭德宏认为这些诗歌是他晚年写就的,而王明的这些诗歌,即便是晚年所写的,实际上也可以看作其回忆的一部分。

其实一个人成事与否,和其霸气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少年毛泽东敢写“春来我不先开口,哪只虫儿敢作声”,王明却只会写一些“将来革命成功日,马列红旗此地悬”等那个时代较为烂俗的口号诗。而早期的王明,也和多数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一样,参加过工运和学运,并不特殊,在其20岁时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才是其一生的转折点,也正是因此,王明才在之后的政途中平步青云。

由于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学生较多,而且日后多成为党史上的“革命元勋”,许多还活到了“革命成功之后”,因而留下来的回忆文章较多,比如《杨尚昆回忆录》《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等。郭德宏在全书的第二部分主要引用了这些回忆文章,同时也吸收了诸如杨奎松《“江浙同乡会”始末》等文章。但是由于作者自身的疏忽,忽略了诸如台湾学者余敏玲《俄国档案中的留苏学生蒋经国》等有关于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相关材料和研究,这其中涉及到王明的地方颇多。

郭德宏在全书第三章花了大力气考证“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来龙去脉。在中共党史上有一批人被俗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普遍说法是指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次党员大会上投票赞成党支部意见的人,有人说是二十八个,有人说是二十九个,后来以讹传讹,索性以“二十八个半”命名。而郭德宏指出,这次会议其实是在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举行,历来的党史研究者都把这次会议作为王明派的起源。郭德宏援引杨尚昆晚年的回忆,指出当时开会时也并不只有二十八九张赞成票,而是有九十多张,而“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很有可能是后来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对于王明等自称“布尔什维克”的嘲讽而已。说法中还有人认为那“半个”指的是共青团员,郭德宏援引杨尚昆的回忆指出当时团员并没有参加大会,更没有表决权。而这场共产革命的内部斗争中的许多要素,恰恰是日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预演。郭德宏引用了袁孟超的回忆,袁孟超记得在这场会议中,许多党员是拥护斯大林的,当时他们也搞教条主义,与托派斗争时都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拿着马列书本,引经据典,与他们论战”,而这与文革中红卫兵拿着红宝书,高呼毛泽东语录辩论,何其相似。

当时的中共,还依旧是一盘散沙,沈泽民从共产国际带回的“十月来信”,居然轻易地将瞿秋白和李立三赶出领导岗位,接着安排没有做过任何实际工作的王明接连高升。与毛泽东在党内稳扎稳打不同,王明从被中共中央批评处分直到后来撤销处分,背后一直有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帮助,而也正是米夫的帮助,当时在党内有着重要地位的周恩来改变了对王明的态度,随后王明在米夫的帮助下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郭德宏认为米夫要王明担任这一职务,其实是给王明进入中央设置一个台阶。随着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的监督下召开,王明已经成为中共实际上的领导人。

而对于王明上台后一些党员在东方旅馆召开会议反对王明而被捕的历史,许多研究者认为王明故意将当时开会的消息泄露给敌人,但是郭德宏援引美国学者John Byron与Robert Pack所写的《The Claws of the Dragon: Kang Sheng》(中译名《龙爪:康生传》,郭德宏原书中此书作者只列一位,而且只有“翰拜伦”字样,为缺字)指出,当时出卖这些反对者的其实是康生,而且就种种证据来看,康生的可能性更大,其一,当时被出卖者的资料来自共产党内部;其二,康生当时是中共组织部的负责人;其三,有国民党特务被抓后供出康生曾经出卖同志,这其中便有“东方旅馆事件”中的24位同志。

而对于向忠发被捕后叛变的内容,以往的研究大多语焉不详。郭德宏根据王明夫人孟庆树的回忆,指出当时向忠发被捕是因为“不遵守中央常委会决定,当夜回去住,次日他到汽车行去租汽车”时被捕。郭德宏根据孟庆树的回忆指出,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曾决定立即送五万元银行存折给杨度,让他去找杜月笙设法营救,但是两小时后,杨度就把五万元存折退回来了,说杜月笙也没办法,因为逮捕向忠发的人是南京直接派来的。

向忠发被捕之后,王明在米夫的指示下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随后赴苏联,总书记由博古暂代,王明在莫斯科遥控中央。也正是在这时,王明与康生开始逐渐走到一起,对于王明的个人崇拜,也在此发端。郭德宏援引师哲的回忆,指出当时康生在莫斯科主导了对于王明的神话,甚至在一些场合高呼“王明万岁”,而任弼时也曾经回忆,当时许多场合居然悬挂王明的画像,康生同时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要求批准王明当中共总书记。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和莫斯科失去联系,当时王明无法顺理成章成为总书记,只是在抗战爆发后回国,此时毛泽东已经取代博古成为实际领导人,而与回国之后声誉颇高的王明“共享最高权力”。

但是毛泽东在此时已经决意向王明挑战,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已经有了全景式的描绘。郭德宏的书大体以高华的论述为主线,参照其他资料加以叙述。郭德宏对于高华的着作要点抓得很准,比如郭德宏援引高华的一个论点,认为1940年11月延安与莫斯科新的通讯系统开通,但只有毛泽东一人有权利使用,毛泽东的这一措施,“切断了王明与莫斯科的联系渠道”,是“毛泽东对付王明最厉害的措施”。

但是郭德宏对于高华着作中康生为何抛弃王明转投毛泽东这一要点,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历史上王明和康生关系密切,毛为何选择康生,实际上经历了一个过程,高华指出,首先是康生在一次会议上表态支持毛泽东关于王明留在延安工作的意见,赢得了毛泽东的初步信任,毛泽东很快将康生安排为中央党校校长,随后康生投桃报李,在江青与毛泽东的结婚问题上力排众议,坚决支持毛。毛很快将康生安排做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的负责人,同时康生不断就王明的工作发表批评意见,从而赢得了毛泽东的最终信任。

而就在王明和毛泽东在权力格局中展开争斗时,却离奇中毒。丁晓平《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一书最为全面。因为《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的写作得到了郭德宏的帮助,因而两人的论点大致相近,在结论上依然认为王明中毒是偶然事件,并非如境外媒体所言是政治斗争下的恶意之举。对于这一结论的论争,除了已经刊行的各类回忆材料之外,郭德宏和丁晓平还曾经采访过许多当事人,因而结论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此类已经事隔多年的陈年旧账,任何结论都值得仔细推敲和琢磨;而对于王明与毛泽东在延安的权力斗争,郭德宏还大量采信了弗拉基米诺夫的《延安日记》,但是对于这本日记,也存在着真伪难辨的问题,亲历者师哲曾经加以驳斥,但是由于师哲的官方身份,因而其驳斥的内容也不能完全被采信。

虽然王明在权力斗争中被清洗,处于“众叛亲离”的悲惨下场,所幸王明在“革命成功”之前离开了中国,回到了他曾经春风得意的莫斯科,而且拒绝了国内的各种回国的要求,在苏联度完余生。与此同时,王明勤于写作,如同张国焘晚年写出《我的回忆》一样,撰写了《中共五十年》等一系列在党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回忆录。虽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这些回忆录真真假假,难以甄别,但是从历史研究角度而言,这些资料不可或缺,对于历史的丰富性而言,这些回忆,为后世学人观察这一段历史,提供了最为原生态、最鲜活的经验。

查阅《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可见:

1937年11月底,康生和王明一道回到延安,康生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等职。在党中央驻地延安这个高层领导人云集的地方,康生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因人制宜的为人准则:对待手握大权的铁腕人物,要学会号脉,要摸准他的脉,对症下药,投其所好;对待同级,要和蔼可亲,热情友好;对待下级,要平易近人,礼贤下士,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在积极支持王明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张的同时,眼见得王明渐渐陷入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康生便又开始琢磨着更换门庭的问题,转而将目光盯上了毛泽东。

建国后的历任军委主席大家都不陌生了,那么建国前都有哪些人担任过呢?我们来看看下面这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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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据柯庆施1943年称“我被调到中央军委工作时在军委有吴福晋(是从满洲调来的,后来才发现是个奸细)”,“我同吴福晋共同工作前后将近一年……。这个人据说有问题,在苏联被捕了。(后来有一次不知同王明谈什么谈到吴,我曾问过王明,吴福晋究竟如何?他说吴在新疆,吴究竟如何我不知道。)我过去是从来没有感到他有什么可疑的,他对我也没有任何反对党的表示。”(此材料上有刘少奇铅笔写“毛、康、周阅后交若飞”)这是在延安整风审查时柯庆施作为重点对象接受检查时所谈,熟悉武胡景的“临时中央”常委博古、张闻天、陈云以及刘少奇、康生、王明等均在延安。柯庆施一面讲武胡景是“奸细”,但同时他又证明,武胡景并无反党表现。

下定了踹开王明的决心后,康生就千方百计地积极向毛泽东靠拢,一方面采取不断地向毛泽东报告王明的思想、言论动向以及卖力地反击王明和表明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鲜明态度等手段,来争取毛泽东的青睐;另一方面,他又采取迂回战术,极力促成毛泽东与江青的婚姻,以此做长线投资。

其一,《侯志自传》称,“1935年7月……到莫后,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接着列席了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次(应是同——笔者)年10月至1937年1月间,在外国文书出版社工作。1937年2月至1939年在KYFB当研究生学习”。侯志口述《武胡景简历》、《侯志简历》称,“1935.7-1935.9 在苏联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武和侯都是正式代表”。“1935.10-1936.3 在莫斯科马列主义著作出版社,武编写烈士传并兼反译工作;侯做中文抄写及编译工作”。“1936.3-1936.9 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殖民地半殖民地学院学习,二人皆为研究生”。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康生兼.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为毛泽东的副手,但实际上却是整风运动的全权具体操作者。在“怀疑一切”的思想指导下,他擅自移花接木、篡改宗旨,将其转变为以审干肃特为内容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制造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加之以往他在延安的“肃反”工作中大搞逼供信,影响不好,积怨甚多,因而于1944年受到中央领导的批评,并致使在1945年4月至6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上,很多代表都不愿意投他的票。经毛泽东做说服工作后,康生虽然被免去了中央社会部和中央情报部部长之职,但仍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那是在1924年,武胡景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还担任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书记,这个时候,朱德也去了莫斯科,两人一见倾心,经常在一起交流经验,朱德在苏联时期的很多活动,都是武怀让帮忙安排的。

建国前夕,当听说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即将从苏联回国时,江青方寸大乱,便急忙习惯性地来到康生办公室求教。康生虽然也觉得此事比较棘手,但还是劝慰道:“你怕什么,木已成舟了,贺子珍还能把你挤走吗?”“这我也知道,”江青这才稍冷静了一些,但仍不无忧虑,“可是,她将来要是也到北京,我心里就别扭。”“这好办,咱们可尽一切力量,不让她同毛主席在一个城市里。”于是,康生如此这般一番面授机宜,终于使江青喜上眉梢。

从上述文献史料记叙中可以看出,1936年春,武胡景等虽然已经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重点调查,列为“奸细”的重要嫌疑对象,但仍然在工人出版社正常工作。似在1935年3月5日米夫和中共代表团断定“上海中央局由于奸细活动在1935年已完全暴露,特科落于奸细手中”。才决定把武胡景和侯志调离工人出版社,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殖民地半殖民地学院学习。查原始文献,准确称谓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外国部”,“以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会名义取得合法地位,并在今后以这个名称和在这个外表掩护下存在”。事实上武胡景仍在受到重点秘密监视和继续审查。

这天,江青突然当着毛泽东的面捶胸顿足、大哭大闹。不一会儿,她忽然又转为狂笑不止,看起来简直就像是精神病人似的。康生恰于此时走了进来,望着江青颇为同情地说:“主席,这件事对江青同志精神上刺激很大,她对主席是忠心耿耿、一心一意的。”略微停顿了一下,他又望着毛泽东:“贺子珍同志确实神经上有毛病。苏联把她放在疯人院里,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有不少例子说明,一个疯子,在国家的主宰人身边,这是不祥之兆,国家是不会平安的。”就这样,在康生的一手导演下,贺子珍回国后连北京都没让进,从此便永远地离开了毛泽东。也因此,江青对康生感恩戴德,永志不忘。

从中可以看出,主管中共工作的米夫和担任共产国际干部副部长的切尔诺,已经了解了前述上海中央局的两次来信内容,引起了对‘老头子’——格伯特的怀疑,决定专门对他进行审查。显然那时还没有怀疑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的领导成员,包括特科负责人武胡景。因为那时武同欧阳新已经抵达莫斯科,在准备出席共产国际七大。

然而,当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在1930年9月召开的党中央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严肃批评时,康生立即反戈一击:“我早就看出李立三这一套,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在领导作风上,他唯我独尊,夜郎自大,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只此一举,他不仅保住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后来还意外地被任命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央职工部部长等职。

1899年生于河南孟州。武胡景参加革命非常早,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他就是最早的一批党员,比包括朱德在内的十大元帅都早。而且,武怀让跟朱老总还有过一段交集。

攀附王明,二跃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3. 根据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要求,中共代表团决定并对“托派”、“奸细”进行调查。中共代表团1936年2月2日给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称,“需要我们对每个前来的学生进行严格的审查”。“审查已在苏联的政治移民”。“对于留在苏联境内的原中山大学学生,需要由联共和中国代表团进行审查”。“防止阶级敌人的奸细渗入党内”,“揭露不受欢迎的可疑分子”。建立“在工作中考验和审查被怀疑对党不忠和党性不纯者的制度”。米夫关于中共干部问题的书面报告(1936年3月4日于莫斯科)称,“要使阶级敌人的奸细通过政治侨民渗入苏联的可能性缩小到最低程度”。“只有经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同意才能允许从国内招聘同志到苏联工作和做其他事情”。“近期要结束对上海特科工作的调查。必须从特科的可悲工作经验中吸取重大的教训”。“与奸细活动作斗争,审查,教育和提拔党的干部……结束对1934至1935年间在上海、满洲等地发生的重大暴露事件的调查……未经专门和认真的分析研究,党的组织不应放过任何一起有关已引起怀疑和嫌疑的人的案件”。“要研究1934年至1935年间的重大暴露事件的材料,并使有关暴露事件的结论成为中国党组织的财富”。

“保护”江青过关,三跃升任党中央副主席

2. 侯志又称“这期间有两件事使我疑惑不解:第一,王明同志既怀疑武是由西欧到莫来路不明,疑惑武有问题,为什么又叫武给当时到欧洲开会的国民党大员朱学范写信,这样做,当时极易引起逮捕。(朱学范1936年是以“中国劳动协会”常务理事身份出席国际劳工大会,住在巴黎,多次与会,他当时属于中共统战对象。——笔者)。第二,当时听欧阳新同志说,刘子华很快就由欧到莫,据说已到巴黎。我当时很高兴,以为这下问题可搞清楚了,责任也可搞明白了。为什么忽然又不来了?谁有这样的权利,并知其地址而制止刘来莫。既然他已到了巴黎,我当时认为这中间是有阴谋的。这是对一个同志的陷害,王既将刘说成是敌人奸细,当然我与武也就是极大的嫌疑犯,结果相互间得不到对证,我与武就成了王明打击的对象。……给了我当面警告的处分”。随后又讲“1936年曾因刘子华同志等问题,受到代表团当面警告处分”。

1938年冬,在上海领导地下工作的刘晓、王世英等,曾来电报告江青有叛党变节等历史问题,建议认真审查。但这封电报却被康生扣下来秘而不宣。1942年延安整风时,党内干部均要人人过关,江青也不例外。在一次审查会上,当江青谈完了她在上海的那段经历后,有人就严肃地提问道:“你被捕过没有?”康生见江青有些心虚,就一把将问题揽了过去:“江青同志在上海的这段历史情况,组织上了解过。我清楚这个情况,没有问题。江青在白区工作表现得很好,如果是江青同志思想不进步,能放弃上海这个花花世界的大城市生活,来到延安吃带沙子的小米吗?”审查小组的其他人面面相觑,只得草草收场。江青轻松地度过了“整风”关。

从中看出,随着苏联同法西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矛盾日益激化,随着苏联国内肃反运动的发展,斯大林对国外国内敌情估计如此严重,强调从肉体消灭“托派”、“奸细”!必然更加推动了肃反扩大化,也自然导致了对共产党内大批被捕者的无辜镇压!

1962年,当根据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创作的剧本《海瑞罢官》改编而成的同名京剧正在热演时,康生和江青便“英雄”所见略同,都看出了其中的“问题”和利用价值,只是适值我国经济困难,康生认为火候未到,于是就压抑、等待了三年。直至1965年年初的一天,康生径直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向毛泽东诬称:“《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为彭德怀翻案哩!”事后,康生和江青通过对毛泽东听了“汇报”后的表情的分析,认为已得到毛泽东的默许,俩人便谋划由江青出面到上海去找“笔杆子”写批判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由此出笼,一下子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引信”。而于1966年5月和8月先后被重用提升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康生,则赤膊上阵,与江青遥相呼应,并暗中靠上林彪,大肆鼓动全国造反派夺权,组织围攻朱德和陈毅等老帅,罗织“新疆叛徒案”和“六十一人案”,伙同林彪、陈伯达炮制“天才论”语录,帮助江青策划借批孔之名影射批判周恩来等等,使刘少奇、张闻天、彭真等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蒙冤负屈,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借着排斥、打击异己分子及全国混乱的局面,他又连上新台阶,继在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后,最终在党的十大爬上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党中央副主席的高位,达到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据1935年3月22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给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信称,“2月19日,我们党在上海的领导机关、又被敌人……发现。中央局的所有成员和中共中央的代表(黄文杰——译音)被捕” 。

在1938年9月至11月相继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先后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批判了王明的错误路线,撤销了王明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职务。因形势所迫,康生遂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大量有关王明的内幕情况,摇身一变而成为揭发、批判王明的急先锋,甚至在任何公开场合下都刻意把自己装扮成反对王明错误路线的积极分子。因此,他又骗取了信任,被委任为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

武胡景被逮捕遭错杀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原因

与李立三划清界线后,康生仿佛一根寄生的藤蔓,很快又紧紧地缠上了具有共产国际背景的实力派人物——王明。

3. 侯志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写信给女儿武华称,“他被捕是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笔者注)年末。那时在苏联内务部的部长亚各达是钻进党内的阶级敌人。他利用专政工具,利用肃反的名义,逮捕了坏人的同时也一大批优秀的好党员和留苏联的国外兄弟党亦被捕了不少。你父亲就是那时被捕的。以后知道,你父亲被捕主要与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是王明这个反革命份子对你父亲残酷打击报复”。“以上情况说明,你父亲在苏联的牺牲是被隐蔽在共产党队伍内的阶级敌人害死的”。“至于你爸爸是怎样死的,至今并没有证明”。“至于在莫被捕一事,并不证明你爸爸不好。主要是在肃反中出了偏差,这也正是斯大林晚年中犯的主要错误,使许多同志蒙受了牺牲;另方面,你爸爸受害还因为是王明宗派干部路线所致。这一点也已经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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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的一天,武怀让在家门口失踪,从此杳无音讯。

在1928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党的六大上,平庸的向忠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党的最高权力实际掌握在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手中。在 1930年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当李立三被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何孟雄指责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时,康生却针锋相对地说,“李立三同志是正确的”,并拍着胸脯气势汹汹地威胁道:“谁反对李立三同志,谁就是反党,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我坚决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李立三牢牢地记住了康生其人。不久,康生便被调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等职,成为中央官员,实现了康生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跨越。

武胡景被逮捕的直接原因

投靠李立三,一跃调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他叫武胡景,是我党最早的军委主席,但是却在1936年莫名失踪于莫斯科,直到1957年,我们才知道他早就1936年苏联肃反期间,因反对王明、康生的错误,被秘密逮捕,迫害牺牲。

在李立三与王明之间的权力斗争中,善于“保驾”的康生, 曾两次重创王明,使王明先后受到警告和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如今时过境迁,康生不得不夹起尾巴,主动上门负荆请罪。

可以看出来,我军第一任.军.委.主席是周恩来,这个可能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周恩来一直都是“总理”的代名词,很多人都以为他跟军事的交集不多。

后来,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康生也于 1933年6月溜到苏联,追随王明做了副手,并从此改用康生其名。期间,他与王明形影不离、沆瀣一气:一是通过频频给中国留苏学生和国际上的一些兄弟党作报告及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手段,为突出美化王明和欺骗共产国际大造舆论;二是于1935年夏串联留苏学生给共产国际上书,联名要求批准任命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三是为了捍卫王明宗派、清除异己分子,积极策划在由留苏学生组成的中共旅莫支部中的“镇反肃托”运动,使许多被他和王明看不顺眼的党员干部被冠以“汉奸”和“托派”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审讯、监禁、劳改乃至含冤而死。康生甚至对已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正在苏联反省检查的李立三也极尽落井下石之能事,除了百般刁难之外,还向苏联肃反机关诬告李立三是托派,想借刀杀人,只是由于周恩来的多次交涉,蹲了两年牢的李立三才被救回国内。由此,康生也得以借王明的极力推荐而再上新高,于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

武胡景被逮捕遭错杀具体原因剖析

1. 侯志1979年对女儿武华面谈称,“1936年王明、康生利用苏联肃反扩大化,对武胡景进行迫害,在8月由王明与康生签字,武被秘密逮捕,后牺牲”。另据武华听母亲讲武被捕后,她“去找共产国际和苏联有关部门,他们的回答是,这是你们中国的事。中国共产党员抓与不抓要由中国代表团的王明与康生决定。他们签字以后。我们才抓人”。

6. 据查网上刘仲华经历称:他接受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麦克道纳夫指示,把工作移交给王世英,取道法国到苏联。到法国后,却接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不准入境”的通知。他回国后找王世英接党的关系。王以“上级组织不准与你发生关系”为由,予以拒绝,从此失掉了党的关系。1980年5月24日,中共北京市委为刘仲华举行了追悼会。由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主持,市委秘书长致悼词称,恢复了刘的党籍,从1923年算起。为他进行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5. 据王世英1964年5月答访问者称“吴夫敬这批人一到苏联也被扣起来,当时在苏的王明、康生等没有去管,这几个人后来下落不明。刘仲华则由于当时和李宗仁有关系,李想通过他与国际拉关系。因此,刘是较晚一点才经巴黎去苏联,到巴黎后由吴玉章同志接待他,不叫他去苏联。刘对此很不满,以为是先去的人捣他的鬼,所以他自己跑回来,到李宗仁那里当参议去,因之失去了党的关系”。“一九三五年二月、四月、七月相继破坏后,由刘仲华、浦化人、董健吾等重新组织起中央局,不到一个月,浦化人同志被捕了,以后才决定刘仲华调开,把领导机构搬到天津去,暂离上海。”从中可以看出,从1935年6月起,刘仲华已经被中共代表团怀疑有问题,指示将他“调开”,由王世英代理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把在上海的余下人员转到天津。1936年6月1日,李宗仁为首发动了两广事变,公开反对蒋介石,主张全国抗日。刘仲华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被李宗仁委托到苏联同共产国际拉关系,想获取支持。由此判断,刘仲华到巴黎的时间应是1936年六七月间。

大家都知道,“军委主席”一般都由最高领导人兼任,尤其是毛主席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更让军委主席这个职务变得重要无比。

4. 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断定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特科落于奸细手中”,决定“开展群众运动揭露奸细活动”。

据《季米特洛夫日记》称,“1936年9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日程:……;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的案件有关的运动和该案件对各国共产党和整个工人运动的教训”。“1937年11月7日与斯大林谈话:弄清关于在联共和共产国际内的反革命活动,还有待深入研究一切必要的材料,不必零星提供情况”。“中午在伏罗希洛夫家。参加者: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季米特洛夫(共26人——笔者) 。斯大林:‘……。我们要无情地消灭每一个企图以其行动和思想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统一的每一个人。彻底消灭一切敌人,消灭他们自己,消灭他们的家族!’(喝彩:拥护伟大的斯大林!)”。“1937年11月11日 在克里姆林宫同斯大林谈话 季米特洛夫、王明、康生、王稼祥 。‘要用一切手段加强对托派的斗争’。‘这是不够的。托派必须追捕、枪毙、消灭。他们是全世界的奸细,最恶毒的法西斯走狗!’”

综上所述,深入剖析,对导致武胡景被逮捕遭杀害具体原因,似可得出如下初步看法:在前述1935至1937年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原因基础上,主要是由于中共上海中央局、临时中央局多次遭受破坏,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在调查中认为,身为特科主要领导人的武胡景和其助手欧阳新、贺昌炽、侯志等具有“奸细”嫌疑。特别1936年夏被断定为“敌人奸细”的刘仲华到达巴黎时,王明、康生已经把武胡景看成是“极大的嫌疑犯”。

  1. 武胡景1935年至1936年在莫斯科的主要工作。

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公布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沿革(1927-1936年)”,也就是在红军时期的历任军委主席,当然,各个时期的名称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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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1年,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因这两个人极高的地位,我党在上海的整个机构都受到了威胁,王明远走苏联,周恩来也去了苏区,谁来担任上海临时中央军事部部长.呢?

据武胡景的妻子侯玉兰回忆,当时她极力劝丈夫回国,免得被害,但武胡景说:“党中央派我来苏联就是监督王明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以防他再次掌握中共大权。他在这儿一天,我就不能回国,这是党中央给我的重任。我们为了革命的胜利,殉难于国外又有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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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派的斗争中,武胡景站在了毛主席的一边。1935年,他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一方面传达遵义会议的决策,另一方面监视王明、康生的行为。

其三,据《莫斯科档案 “李大钊同志传略”的背后》一文分析判断,《李大钊同志传略》写于1935年底至1936年初。原稿上审稿者用铅笔书写“陈刚同志”:尔后用钢笔书写“阅过可用,要将他出席国际大会事加上”。随后又用铅笔书写“请今天加好,交XPZEA带回,以便付印”。这位审稿人是谁?此文作者推断“我们认为深知其详者只有一个人,这人是林达生”。“在《救国报》《救国时报》作重要编辑的林达生”,就是武胡景。

3. 据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录称,莫斯科工人出版社中文部指定林大生为责任编辑,负责将“反革命托派谋杀集团”案审判材料汇编译成中文。小册子将出版时,王明、康生以译文有误为由,成立审查组,认为存在“政治问题”,不予发行。实际上仅是翻译用词问题,被无限上纲。如“动词改为形容词,加深了歪曲程度”,把“恐怖主义”增加了“党派”,被认为是有意美化、提高了其身份,是“反革命黑货”等。上述写入审查结论上报共产国际。林大生被定为“主要肇事者”,解除编辑职务,送去学习。不久又以“‘托派嫌疑’罪名逮捕处决”。

其一,米夫和中共代表团1936年3月5日给共产国际书记处信称,“国统区党的形势极为严峻。[中共]上海中央局由于奸细活动在1935年已完全暴露,特科落于奸细手中”。“党的改革应当在以下方面:1. 同那些受到奸细活动影响的党组织完全切断联系。……2. 分析研究上海特科的工作问题,吸取1934年至1935年间大暴露的教训。开展群众运动揭露奸细活动”。

关于武胡景被逮捕遭错杀的历史背景和基本原因,目前查到的有关文献史料,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其四,侯志所称“马列主义著作出版社”,准确称谓应是“国际工人出版社”后改名“外国文书籍出版社”。《李立三传》称,1935年秋李立三担任该社中文部主任,负责创办并主编《救国报》,后改称《救国时报》。“编辑部只有李立三、廖焕星、张报、于辛超、邱静山、赵毅敏、欧阳新等十人左右,担负起全部编辑出版任务。”编辑中应有武胡景和侯志。1936年夏,李立三上班路上丢了皮包,王明严厉批评他丢了“机密文件”。引起了苏联内务部的重视,从此正式指定专人监视李立三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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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共产国际联络部驻上海代表格伯特(外号“老头子”)1936年9月29日在莫斯科写的《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称,中共上海中央局“暴露的原因”,“我认为组织方面的错误和中国一般组织技术机构而特别是联络机构的错误是主要的”。“有人指控我说……,我对中国党屡遭破坏负有责任,无论是第一次指责还是第二次指责,都经不起任何批评”。

当时的人选有两个,一个是武胡景,另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国焘,但张国焘这个人非常聪明,在那种形势下,他是不会赴任的,于是,武胡景临危受命,成为新一任军事部部长,也叫军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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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头那张图中我们可以知道,武胡景的职责是“主要负责白区军事工作及对苏维埃军委、各主力红军重大决策的指导,不直接指挥红军”。那么,谁在指挥苏区的红军呢?基本上分为两派,一派是王明、李德、博古,另一派就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中共上海中央局给王明和康生的信》(1934年12月29日)称“1934年3月江苏省委组织暴露后,几乎每三个月和最近一个时期几乎每个月都发生大暴露事件”;6月14日,李竹声和另外16人被捕;“9月底特科大暴露”(指邝惠安等被捕——笔者);10月5日“党中央驻上海代表处彻底暴露,还有电台彻底暴露”;此后“海员工会海外委员会被彻底捣毁”;“10月底和11月初,共青团中央局和共青团江苏省委彻底暴露,同时被捕的有组织部部长徐宝泽”。又称“3月遭破坏时,组织部长黄文容及其亲密助手被捕。6月遭破坏时,组织部长李得钊本人被捕。9月初遭破坏时,除了一个老高……组织部及其所属机构几乎全部被消灭”。“被捕失踪不少于30人” 。

迄今没有查到原始文件史料说明。但我们仔细剖析《侯志自传》等,似可以看出个大概。需强调说明的,一是《侯志自传》,内容真实可信。1956年她才51岁,对20年前刻骨铭心的丈夫被逮捕事件历历在目,所讲具体情节是准确的。二是由于康生回国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是中央重视信任掌握全党安保实权的领导人。1956年时康生仍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毛选编委会副主任。侯志当时显然不便点康生名,而是只点了王明。但事实上,1935年至1937年回国以前,康生一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他主管干部和审干工作;加上1929年至1933年7月前,他与武胡景在上海共事,对武比较了解。实际上决定同意逮捕武胡景,康生所起作用似更大。武胡景被逮捕的具体原因,目前掌握的如下情况可资分析判断:

上述报告表明,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对每个在苏联的中国侨民、学生进行普遍的审查过程中,特别“对上海特科工作进行了专门的”调查。即1935年冬至1936年3月,武胡景、欧阳新、贺昌炽、侯志等原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主要领导成员,显然成为重点审查对象。

从上述文电内容足以看出,1936年3月,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米夫和王明、康生等,已经怀疑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负责人武胡景和欧阳新、贺昌炽等为“奸细嫌疑人”——因为事实上1934年至1935年2月他们的确是特科负责人。1933年上海中央局特科负责人是康生、潘汉年。而潘于1933年2月即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参加过中央红军长征,于1935年8月又随陈云等到达莫斯科,同年冬已被派回国进入陕北苏区。另一特委委员杨森1934年10月底已牺牲。1935年的特科负责人刘仲华显然被看成“奸细”,但他并未到达莫斯科。

其实,早期的周恩来确实是我军最高领导人之一,著名的南昌起义,他就是最高领导人,像朱德、刘伯承、贺龙这三位元帅,当时都是他的部下,至于陈毅、林彪、粟裕这些人,就更是他的部下的部下了。

其二,据米夫和中共代表团1935年12月23日提出的1936年第一季度“工作计划”内规定,“为纪念中共成立十五周年做准备”,要出版六种书,内《中共文件集》指定“李明、林大生、普拉格尔”负责。《中共人物(著名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由潘汉年、吴克坚、李立三、陈潭秋、米夫等同志”负责。另1936年3月5日米夫,中共代表团给共产国际书记处信称“中共成立十五周年,在莫斯科”,“出版中共人物文集(烈士和党的杰出领导人的传记)”。1936年6月23日共产国际书记处决定,“在8月1日前出版……为中国的解放而牺牲的烈士的传略文集”。

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可想而知,这是王明很难接受的,因此,王明就找到武怀让,希望他暂时不要向共产国际提遵义会议。这个要求,遭到了武怀让的反对,也让王明等人对他的敌视越来越大。

其三,《共产国际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7年1月28日)称,“莫斯科正在对以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里尼科夫等人为首的反苏托洛茨基总部进行审讯,该总部是与8月审讯揭露出来的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总部平行活动的”。“你们应当从这次审讯中吸取严重教训。必须最大限度地提高对党的敌人的警惕性;必须仔细和系统地研究和审查干部,揭露一切隐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及其帮凶。你们应当在广大群众中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运动,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和反对作为日本侵略者的直接帮凶的中国托洛茨基分子”。“我们觉得,你们对兰斯基和左权过于信任,在左权那里曾经发现地下托洛茨基著作……。”

抗战胜利后,侯玉兰回国,要去查找丈夫的下落。直到1957年,她才知道丈夫在1936年被加以‘托派特务’之罪”处死于莫斯科。

2. 据查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苏联政府在莫斯科举行了“反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公开审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16人被判为反革命罪,遭处决或判刑。

1. 侯志称“由于我与武胡景同志对王明同志在国内工作有意见”,在国际七大会上“揭露了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组织的真实情况,打破了王明……的夸大吹嘘。有伤王明同志的尊严,为盲目的拥护他崇拜他,就借机报复打击。就散布说武是从西欧来的,编造说武有问题。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王明同志对我和武是很抵触的,甚至把我们当做敌人奸细一样对待。代表团这种结论错误看法和鉴定,就给了敌人(指苏联内务部特务机关——笔者)逮捕和伤害武胡景同志的良好根据和借口”。

在周恩来之后,担任“军委主席”的还有杨殷、关向应、项英、朱德、武胡景、毛泽东,其中有两个名字我们不是很熟悉,即杨殷和武胡景。关于杨殷,我们过两天再介绍,今天先来看看武胡景。

据《切尔诺莫尔季克和米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35年4月26日)称,“最近几天‘老头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的代表要抵达莫斯科。最近一年来驻上海的中央机关几次暴露,甚至整个机关又彻底暴露,因此,有必要对‘老头子’的活动进行调查。我们认为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是有必要的”。

2. 苏联共产党内进行的肃反运动日益扩大化。据《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称,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刺杀后,“经过一年后就已查明,基洛夫被刺事件真正直接和实际组织者,以及为杀害我党中央委员会里其他委员而进行的种种实际步骤底组织者,原来就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们的同谋人”。1935年联共对全体党员进行了“仔细检查党证表册”。“互换旧的党证表册”活动,普遍进行了对党员的审查。1936年8月19日至2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对“反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公开审讯。1935年至1936年,苏联共产党开展的肃反运动日益扩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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