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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真相 50年间末中印边界没有人来探望的空喀

文章作者:军事军史 上传时间:2019-12-06

中国声称对整个NEFA地区拥有主权,拒绝承认“麦克马洪线”,边界争端从而进一步升级。为了压制国内批评,尼赫鲁开始了“前进政策”。然而,这是没有军队支持的政治性冒险政策。考虑到印度与苏联和美国的友好关系,尼赫鲁自信“印度和中国不会有公开的战争”。

1959年,印度当局在策划并支持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同时,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全面领土要求,蓄意挑起边境武装冲突,制造流血事件,严重恶化了中印关系。中国政府为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和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巨大努力。

按照中央的部署,外交部曾制定计划, 从1958 年以后“五至十年内陆续解决未定边界问题”,中印边界问题放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之后。但是,1959 年和1962 年中印边界发生的两次武装冲突,中央不得不把这项工作提前摆到议事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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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9分,入侵印军向中国阵地左侧开了第一枪,中国边防分队未予还击,并继续向他们喊话。15时19分,印军又向中国阵地右侧打了第二枪,并继续分兵包围,逐渐逼至中国阵地50米、40米,直至5米处,企图活捉中国边防战士。中国边防分队于15时27分对空鸣枪警告,副班长武清国迎着敌人的枪口,在岩石顶端枪挺立,正气凛然地挥手喊话,要印军停止挑衅。凶残的印军以密集火力疯狂射击,武清国当即中弹牺牲。面对印军的暴行,中国边防分队忍无可忍,被迫自卫还击。19时15分,中国边防分队集中火力压制右侧印军,以一个战斗小组迂回至印军侧后激战。19时30分结束战斗,入侵印军被击毙9人,伤3人,副司令官辛格中尉等7人被俘,残余印军逃出国境。中方参战13人,牺牲1人。事后,辛格中尉等印军被俘人员,对擅自越境蓄意挑起武装冲突等事实供认不讳,中方再次以大局为重,释放了辛格等印军战俘,交还了其武器装备。第一文档网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考察,上世纪60 年代初,我国不仅继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锁,而且与苏联的关系恶化。因此,争取和团结包括印度在内的亚非国家的支持,搞好同他们的关系,就显得特别必要。中国政府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中所提出的积极建议和采取的“撤军”等措施,使很多国家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其中包括一些过去对中国持有偏见和怀疑态度的国家。这样,中国就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国际地位和声望在这场集政治、军事和外交于一体的斗争中得到提高,避免了四面受敌局面的出现。

中国人误以为尼赫鲁的行动是印度试图干涉xz和xj的“宏伟蓝图”的一部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发生的时候,美国和苏联无暇他顾。中国利用这个机会清除了阿克赛钦的哨所,保卫了公路。

五.1960车中印边界问题谈判

尽管这个“澄清文件”对中国很不公正, 但中国仍表示了解决问题的最大诚意。周恩来告诉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我们不能撤回我们的两点解释,不然,我们就无法向我国人民交代,也无法向世界舆论交代。”但他仍然表示:“我们的两点解释并不是会谈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中印各方对六国建议的不同解释是可以在会谈中解决的。”“如果印度坚持先决条件以至双方谈不起来,也不要紧。我们还是要按既定计划主动后撤, 因此,我们实际上将同对方脱离接触。只要印度不进行挑衅,不进入我们空出的、在停火安排中有争执的那四个地方,即不进入东段的朗久和扯冬,中段的乌热,西段印度曾经侵占过的四十三个据点,那就打不起来。”(周恩来会见锡兰驻华大使佩雷拉的谈话记录, 1963 年2 月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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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由于边界从未正式划定。双方应该考虑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采取互谅互让的态度,通过和平友好的协商,来求得两国边界问题的合理解决;在此以前,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现状,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允许使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现状;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临时性协议。尼赫鲁政府则不顾历史事实,一口咬定中印边界早已正式划定,采取边界问题不容谈判的态度,并且任意改变边界现状,甚至不惜以武力来支持其领土要求。由于尼赫鲁政府坚持扩张主义立场,从而使中印边界问题无法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而陷入僵局。第一文档网

亚非六国会议在斡旋中印边界问题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所提出的科伦坡建议却表现出对印度的偏袒。印尼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曾解释说:“从公平的观点来说,可能会问为什么提出要中国后撤,而不要印度后撤。从我们的观点来说,我们提出要中国后撤并不是要求中国放弃其领土,而是为了要谋求实现脱离接触作为谈判基础。这是向军事上强的一方面提出的。”(周恩来会见苏班德里约的谈话记录,1963 年1 月3 日。)

一是果断决定对印军的进攻予以反击。中国军队进行反击,是为了向印度表明,中国的克制忍让是有限度的,如果想用武力入侵造成既成事实,以此迫使中国承认边界现状是办不到的。

朗久、空喀山口事件后,中印边境地区的局势日趋紧张。苏联把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支持印度,以达到与美国争夺印度并利用印度进行反华的双重目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更利用中印边界问题,煽风点火,挑拨中印关系,阴谋把印度拉进西方军事集团,使印度成为他们在亚洲实现其战略利益的重要伙伴。美国还积极建议印度在中印边境地区“采取有力的军事措施”,“对中国给予坚决的反击”,企图把中印边界问题推向战争的边缘,通过亚洲两个相毗邻大国的交战,搅乱亚洲的和平秩序,达到他们控制亚洲的罪恶目的。

之后,由于各方面复杂的因素,中印边界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是,中国政府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诚意以及所提出的积极建议,使边界的形势缓和下来,并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其中包括一些过去对中国持有偏见和怀疑态度的国家,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印度政府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当天就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建议。与此同时,印度还积极寻求美国的军事援助,进行战争准备。他们不仅继续在中印边境地区侵犯中国的领土、领空,而且加紧迫害在印华侨,纵容在印的西藏叛乱分子进行反对中国的罪恶活动。这样,迫使中国政府再次反击印军进攻,并取得胜利。

顾历史事实,顽固坚持中印边界已经正式划定的错误立场,致使双方在其他具体问题上都难以取得任何协议。从这一立场出发,尼赫鲁对待中印边界的逻辑是,边界问题不容谈判,他说边界线在哪里就在那里,否则就是侵略,在这一逻辑之下,尼赫鲁政府不仅把东、中段争议地区据为己有,还企图将阿克赛钦地区纳入印度版图,并且不惜以武力来支持这种要求。周恩来总理是抱着解决问题的真诚愿望赴新德里的。然而,尼赫鲁政府所表现出的蛮横无理的态度,却使中国政府既遗憾又失望。4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加德满都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尼赫鲁总理26日在议会上的讲话对中国不很友好。我25日晚上,在德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对印度是很友好的。尼赫鲁总理怎样对待我们呢?他当面不说,可是,我们一走,就攻击中国政府侵略。这不是对待客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们非常痛心,特别是尼赫鲁总理是我们所尊敬的。”陈毅副总理插话:“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中国是个受损害的国家,我要特别强调说,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根据两国总理协议,中印双方官员在1960年6至12月进行了会晤,各自提出了关于中印问题的报告,但无结果。由于尼赫鲁政府坚持扩张主义立场;使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陷入僵局。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军队在东段一举全歼侵入中国境内的印军第七旅,越过“麦克马洪线”, 进占达旺。在西段,清除印军在中国境内的许多据点,收复大部分领土。第二阶段,中国军队在东段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土地,在西段驱逐入侵印军,拔除印军全部侵略据点。

印度建议恢复的状态是三年来印度军队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占中国领土后的状态;而中国建议恢复的状态却是三年前中印边境基本上保持平静的状态。按照印度的建议,只有中国一方面后撤,而印度不仅不撤,还要前进,还要重新侵占中国领土;按照中国的建议,中印双方互有撤退,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后撤的距离还会远远超过印度军队后撤的距离。”(《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1962年11月15日。引自《人民日报》1962年11月20日。)

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近代两国人民又有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经历。因此,50年代两国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了友好的关系。但是,尼赫鲁政府具有两面性,“在表示中印友好的同时,又全面继承英帝国主义的衣钵和侵略遗产,并企图以此强加于中国政府。为此,尼赫鲁政府先是阻挠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继则派军队抢占“麦克马洪线”以南等中国大片领土,并于1954年修改地图,将“麦克马洪线”以南和阿克赛钦等中国领土划入印度版图,使中印边界全面形成争议。尼赫鲁政府的所作所为,使中印关系从开始就蒙上了阴影。中印关系的实质是西藏问题。尼赫鲁害怕西藏改革,希望中国西藏长期保持落后状态,使之成为中印间的“缓冲国”。为此,尼赫鲁政府不惜以干涉中国内政,怂恿支持西藏反动上层发动武装叛乱来实现这种愿望。平叛改革的胜利,使印度幻想的“缓冲国”的企图破灭。尼赫鲁政府遂向中国提出全面领土要求,制造边境紧张局势,从而使中印关系严重恶化。

1959 年9 月8 日, 周恩来在致尼赫鲁的信中,第一次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对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9 月8 日。引自《人民日报》1959 年9 月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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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周恩来总理致信尼赫鲁,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政府为维护中印友好以及公平合理地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采取的一贯立场和主张,说明了朗久事件的真相。周总理指出:“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不首先考虑到英国在统治印度的时期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历史背景。从很早的时候起,英国就抱着对中国西藏地方的侵略野心。英国曾经不断唆使西藏脱离中国,企图把一个名义上独立的西藏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在这个阴谋不能得逞以后,英国又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要求把西藏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而让中国保留所谓对西藏的宗主权。与此同时,英国还以印度为基地,广泛地向中国的西藏地方甚至新疆地方进行领土扩张。这一切就是中印边境问题长期存在纠纷、悬而不决的基本原因。“中印两国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这种共同的遭遇,本来应该很自然地使中印两国对上述的历史背景抱有一致的看法,并且采取互相同情、互相谅解和公平合理的态度,处理两国的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原来以为,印度政府是会采取这种态度的。但是,出乎中国政府的意料之外,印度政府竟要求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根据。更严重的是,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种种压力,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来支持这种要求。这不能不使中国政府感到深切的遗憾。

班达拉奈克夫人看了备忘录后很是赞赏,认为这一备忘录非常公正和准确地表明了中国对六国建议的意见和明确地说明了中国希望锡方转达给尼赫鲁总理的态度和建议。但是,在同印度方面接触时,她却与阿联、加纳参加六国会议的代表共同提出一个对科伦坡建议的“澄清文件”。这个文件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更符合印度的需要。其中对争论的核心即西段问题写道:“中国军事撤退所形成的二十公里非军事区将由双方民政点进行管理,这是科伦坡建议的一个实质部分。有待于印中两国政府达成协议的是,关于民政点的位置、数目及其组成。”关于东段, 文件认为:“印度军队可以一直开到实际控制线,即麦线以南,除了印中两国政府存在意见分歧的两个地区以外。”(周恩来复班达拉奈克夫人的信,1963 年2 月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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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印边界的东段,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这是为了维持边界的和睦,以利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和解决,丝毫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条线。至于阁下在最近给我的两次来信中,对于我过去曾经向阁下说明的这一点,显然有误解,我认为有必要再一次清楚地作以上的说明”。

1954 年10 月,尼赫鲁回访中国时,周恩来在谈话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印边界全部没有划定,这是首先需要肯定的事实。但是,为了在边界问题全面解决以前维持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周恩来会见尼赫鲁的谈话记录,1954 年10 月。)

战事进行得顺利极了:等候在麦克马洪线前沿与我军决战的印军,做梦也未想到在他们屁股后边出现了中国军队,吓得他们屁滚尿流,溃不成军。除二战时曾打败过日军、被誉为“印度的骄傲”的那个营有些战斗力,打得比较顽强外,其余皆稍触即溃。

这支入侵印军,就是由正、副司令官迪亚吉和辛格指挥,准备到中国萨莫尔设卡的武装巡逻队。当他们与中国边防分队在胜利山相遇时,看到中方只有13人携带轻武器,便气势汹汹,分两路向中国边防分队进行包围。面对数倍于己的印军,中国边防分队镇定自若,立即占领有利地形,迅速进行战斗准备,严阵以待。同时,为了避免武装冲突,中国边防分队立即向侵略军挥手喊话,令其后撤并退出中国领土。印军恃其兵力优势,全然不顾中方严正警告,公然抢走边防分队的马匹,继续向中方阵地包围逼进,并喊话示意,要中国边防分队缴械投降。面对印军的猖狂行径,中国边防战士仍然强忍怒火,坚持不打第一枪。

1959 年发生的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与中国西藏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这年3 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国政府迅速而彻底地平息了叛乱,并开始进行西藏人民盼望已久的民主改革。平息西藏叛乱, 实行民主改革,属于中国内政,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但是,面对西藏的变化,印度一方面在政治上大肆进行反华宣传,攻击中国政府,支持所谓“西藏人的自治”;另一方面,在边界上采取军事行动,挑起武装冲突。8 月25 日,印军从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 向驻守马及墩地区朗久村的中国边防军发动武装袭击;10 月下旬,又在中印边界西段发动新的武装挑衅。印度采取这种态度,其根本原因如周恩来所分析的:即不愿意西藏实行改革,成为社会主义的西藏,而“最好成为一个缓冲地带”。(参见周恩来在全国群英大会上的报告记录, 1959 年11 月5 日。)

深入敌后

为了揭穿别有用心人们的阴谋,尽快缓和边境紧张局势,为边界问题的解决创造良好气氛并最终解决中印边界问题,1959年11月7日周恩来总理致信尼赫鲁:“10月21日在中国境内的空喀山口以南地区,又发生了新的意外的边境冲突”。“在目前的情况下,我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责任,首先是迅速地、毫不迟疑地采取有效的步骤,来认真改善两国边境的令人不安的状况,并且力求根本消除今后发生任何边境冲突的可能性。“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政治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那怕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用,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两国之间有悠久的友好历史,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我们两国政府又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两国边境的紧张形势继续存在下去。”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印之间曾发生了一些小的边界事件,这在双方边界正式划定前是难免的。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发生冲突,中国政府强调:“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双方暂时保持边界的现状,即双方暂时保持目前各自在边界上的管辖范围,而不越出这个范围。双方有分歧的问题,当然仍可通过协商求得解决。”(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1 月23 日。) 而印度则坚持把过去英国单方面宣布的所谓边界,包括一些不现实的领土要求作为遗产全部继承下来, 拒绝就这个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由于中国以大局为重,严格遵守暂时维持现状,然后通过谈判协商解决的方针,以友好态度处理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印边界在1959 年以前基本保持稳定,在近2000 公里未定边界线上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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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印度政府说它在这一地区一直定期地派有巡逻队,并且说这就是印度行使管辖的一种方法。但是根据中国政府所掌握的材料,印度武装人员只在1958年9月,1959年7月和1959年10月三次侵入这一地区进行过侦察,随即被中国边防部队扣押并且递解出境,此外再没有到过这个地区。正因为这样,印度政府才会对于中国人员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毫无所知,以至宣称中国人员只是从1957年起才进入这个地区。

(《党的文献》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二是在对印军进行必要的反击后主动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积极建议。中国军队对印军进行军事反击,是不得已的、被迫的。中国坚持认为,两国边界的争议只能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因此,反击战第一阶段在军事上给予印军沉重打击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呼吁:“中印两国政府都应该以中印十一亿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以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利益为重,以亚洲和平和亚非团结的利益为重,竭尽一切可能,寻求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为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郑重提出三项建议》,《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4日。)并主动提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第一,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1)关于西段。印度政府认为自己所主张的边界线,曾经由1842年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和克什米尔当局之间订立的一个条约划定过。但是,第一,这个条约仅仅提到拉达克和西藏的疆界将维持现状,各自管理,互不侵犯,根本没有关于边界位置的任何规定或暗示。尼赫鲁总理在今年9月26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件中列举的边界位置早已划定的各种论据,没有一个能证明印度政府目前主张的边界线是有根据的。

从这份方案可以看出,中国的态度是真诚地期望能够解决问题。遗憾的是,印度在谈判中依然坚持过去提出的观点,总是在具体问题和枝节问题上纠缠,并把责任推到中国。比如,印方强调:中印边界已经划定, 如果说没有划定的话,只是没有在地面上标出来,中国把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问题,因此引起了争论;中国的地图和印度的地图不同,中国的地图是老地图,中国应该修改地图;因为中国方面说边界没有划定,所以中国就提出了领土要求。又如,关于边界的具体划定,印方坚持认为,在东段应该承认“麦克马洪线”,不需要再进行任何商谈;在西段硬把属于中国新疆的阿克赛钦地区说成印度的领土,指责中国在那里修建的新藏公路是侵入印度。 (参见周恩来与尼赫鲁的会谈记录,1960 年4 月20 日、24 日;周恩来与印度国防部长梅农的谈话记录, 1960 年4 月20 日。)可以说,印方在谈判中没有提出任何一个积极的对双方有约束性的合理建议。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考察,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不仅继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锁,而且与苏联的关系恶化。因此,争取和团结包括印度在内的亚非国家的支持,搞好同他们的关系,就显得特别必要。

二.印度政府向中国提出“麦克马洪线”问题

方案还对会谈中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确定了不同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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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政府照会印度政府,进一步阐明中国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

三是在第二阶段自卫反击后主动采取重大的和解步骤。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引起许多国家的担忧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为了在政治上取得主动,争取各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中国政府在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后,根据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原则和方针,决定立刻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准备后撤。1962 年11 月21 日零时,《人民日报》以声明的形式公布了这个决定。决定指出:第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1962 年11 月22 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第二,从1962 年12 月1 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 年11 月7 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 公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至今是在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20 公里。在中段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将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 公里。第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的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中国政府将经过外交途径把上述检查站的位置通知印度政府。

反思1962年中印战争

中印边界是否正式划定过?这是中印边界争端的核心。由于尼赫鲁在这一问题上不

1963 年2 月28 日, 根据上一年11 月21 日发表的声明,中国政府完成了中印边界全线从1959 年11 月7 日实际控制线后撤20 公里的计划。但是,印度方面表示了相反的态度,尼赫鲁说:“只有中国政府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和‘澄清文件’,才能开始中印会谈。” (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1963 年3 月5 日。)当时,亚非六国担心形势会重新紧张起来,因此希望以中国的让步,即不提“两点解释”来满足印度的要求,以便重开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态度是:一方面, 明确指出尼赫鲁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中国接受印度政府对科伦坡建议的解释“是绝对办不到的”,谴责尼赫鲁“一向劝别的国家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不提先决条件,为什么印度政府对中印边界谈判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参见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3 年4 月20 日。)另一方面,向亚非六国会议表示,在印度坚持必须全盘接受科伦坡建议和“澄清文件”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更有必要保留自己的两点解释,但不把接受两点解释作为开始中印直接谈判的先决条件。同时,为了促进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政府又一次采取重大步骤。1963 年4 月,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下,分批释放了在军事冲突中俘获的包括1 名准将、26 名校级军官、29 名尉级军官在内的印军军事人员3200 多名,并归还在冲突中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

中国政府的“照会”继续指出:“印度政府说,这个地区'同印度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和传统有联系,而且已经成为印度生活和思想的密切的一部分'。但是,第一,印度并没有举出任何具体事实来支持它的论断。相反,尼赫鲁总理今年9月10日在印度联邦院说,这个地区'一直没有受到过任何的管辖'。他在今年11月23日,又在印度联邦院说:'据我所知,在英国统治时期,这个地区没有一个人居住,也没有任何前哨据点。'尼赫鲁总理虽然无法正确判断中国方面的情况,但是他的话的确权威地证明了印度从来没有管辖过这个地区。

一是果断决定对印军的进攻予以反击。中国军队进行反击,是为了向印度表明,中国的克制忍让是有限度的,如果想用武力入侵造成既成事实,以此迫使中国承认边界现状是办不到的。毛泽东后来向外宾介绍情况时说:“他们以为中国人无论如何不会打他们,他们就一步一步地向麦克马洪线以北推进,有时甚至到了我们的后边,随便走来走去。我们的总理、总参谋长生气了,太欺人了,决定打它一下。”(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谈话记录,1965 年3 月4 日。)周恩来也曾解释说:“尼赫鲁不会放弃大印度帝国的思想,”“不会放弃他的侵略的立场。”“只有坚决自卫还击,才能逐步孤立他,才能使他知难而退, 才可以暂时和缓。”“我们不给他一大打击, 是不能引起大的变化的,”“不给他大暴露也是不能和缓局势的。”(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62 年11 月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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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在强迫中国接受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并以此作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根据的同时,在国内大造“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东段边界线的舆论。从1959年8月到9月4日,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尼赫鲁先后10次发表有关中印两国关系的谈话,着重谈到了中印边界问题。尼赫鲁在讲话中一再强调,关于中印东段边界,“我们坚持麦克马洪线”。9月4日,他在印度人民院说:“就我而论,我常说,我们从缅甸边境一直到不丹边境的边界是麦克马洪线,我们坚持这条线”。他在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认为这条线在某些地方划得并不好,随后我们,也就是印度政府,就把它作了变动。”中国“在大体上接受麦克马洪线后,我准备讨论对麦克马洪线的任何修正:在这里或那里的次要修正--这是不同的问题--,不是这些大块领土,而是次要的修正,究竟这个小山是在这里,这块小地方是在这边或那边都根据事实,根据地图和现有的证据来确定。这是我准备同中国政府讨论的。”由此可见,尼赫鲁的领土扩张设想,不仅仅是以“麦克马洪线”划界,而且要进一步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那些“划得并不好”的地方,由印度政府将其“变动”得符合其扩张胃口,即还要继续向“麦克马洪线”以北扩张,以达到其理想的疆界为止。

说,却是对等的、互让的、互相尊重的。

另外,当时仅由中印两国谋求直接谈判还不够,还需要其他亚非友好国家进行斡旋。从实际效果看,由于中国政府率先停火并且撤回自己的部队,中印边境的局势缓和下来,为一些关心亚非地区和平的国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斡旋奠定了基础。至于“后撤”带来的问题,只能在以后条件成熟时通过两国和平谈判予以解决。

“自从西藏叛乱发生以来,由于不能由中国方面负责的原因,边界局势日益紧张。大批西藏叛乱分子逃入印度以后,印度军队立即在中印边界的东段节节进逼,不仅片面地改变了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越过了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秘密换文的附图上标明的所谓麦克马洪线,而且还越过了印度现行出版的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线,这条线据说就是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实际上在许多地方比所谓麦克马洪线更加深入中国境内。印军侵占了朗久,侵入了雅斜儿,并且仍然侵占着沙则、兼则马尼、塔马顿等中国领土,包庇在这个地区的西藏武装叛匪。印度的飞机也一再在中印边境侵犯中国的领空。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不久以前,非法侵占朗久的印军,竟对驻扎在马及墩的中国边防部队进行武装袭击,使中国边防部队不得不为自卫而予以还击。这是在中印边境上发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事件。

第二,如何理解中国政府在边界谈判中坚持以恢复1959 年11 月7 日双方的实际控制线为谈判的基础。这个问题,是中印边界第二次武装冲突后中国在谈判中与印度之间的一个重大分歧。印度方面坚持首先恢复因印军一再入侵而造成的1962 年9 月8 日以前的边界全线状况,然后再举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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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8月,印度西部军区根据其陆军当局的指令,派出了几支边境巡逻队,妄图在中印边境西段增设新的入侵哨所。9月中旬,其中一支百余人的边境巡逻队,由正、副司令官s·P迪亚吉和K·辛格率领,在邻近中国境内的错格斯查鲁、基阿姆温泉建立哨所,尔后妄图进抵中国境内萨莫尔设立侵略据点。

经过中国方面的努力,这一阶段的谈判虽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但是,中国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周恩来回国后曾说:尼赫鲁说我们不愿意去谈判,我们去谈判了;说我们提出领土要求,我们没有提出。这样,就“把他孤立起来了,证明我们愿意解决问题, 他不愿意解决问题,我们取得了主动”。(参见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 年5 月26 日。) 中印边界冲突以来的紧张局势在一段时间内缓和下来。

在中央军委的作战会议上,刘伯承说,青藏高原我没去过。不过根据经验,有水必有路。兵无常势,我们不妨换一种思路,沿着水流的方向行进,或许还是一支奇兵呢。毛主席当即拍板决定:正面仍由小股部队佯攻,继续迷惑敌人。为慎重起见,先由一个师寻水探路,隐蔽接敌,成功后,再由大部队跟进。

由上可知,无论是从历史到现实,从地图标绘到自然地理的特点。都足以合情合理地证明,印度向中国提出对阿克赛钦的领土要求,是毫无根据、毫无道理的,是站不住脚的,即使如此,印度政府甚至连站不住脚的基本事实都搞错了。尼赫鲁在1959年9月26日致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声称:1899年的马继业一窦讷乐线“无可置疑地表明,阿克赛钦全部地区是处在印度境内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对此,马克斯韦尔指出:“看来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只能是由于查抄档案里的英国照会原文时的笔误所造成的。这可能只不过是个细小的失误,但后果却很深远。”

第三阶段,是中央作出中印双方从边界后撤的决定后。这个阶段主要打的是外交加政治仗。11 月7 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代表中国政府致信尼赫鲁,提出“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11 月8 日。引自《人民日报》1959 年11 月10 日。)。中国的合理建议并没有得到印度的积极响应。11 月16 日,尼赫鲁在回信中提出一个反建议:在东段和中段,只要双方“前哨站不派出巡逻队”就够了;在西段, 主张中国军队“撤出朗久”,印军“将不重新占领它”。(参见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1959 年11 月16 日。)这个反建议,实际上“是从两国早已同意的暂时维持边境实际存在的状况的原则后退了一大步”(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12 月17 日。引自《人民日报》1959 年12 月19 日。),是很不公平的。澳大利亚学者马克斯韦尔就此评论说: “实施尼赫鲁的建议,印度只需撤出一个哨所,即碟穆绰克,它位于争议地区东南端, 方圆约五十平方英里;而中国方面就要撤出大约两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印度对华战争》,第148 页。)

这个问题一直遗留下来。1956年,为了方便军队调动,中国修建一条连接xj和xz的公路。这个地区特殊的地理形势决定了公路只能从阿克赛钦经过。这条连接线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有明显的战略意义的。

空喀山口事件,是印度扩张主义者于50年代在中印边界东段制造朗久流血事件后,在中印边界西段蓄意挑起的又一次严重武装冲突。它进一步验证了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坚持的扩张主义立场,即不惜以武力来改变中印边境久已存在的边界现状,以支持其领土要求。

1940 年以后,英国军队侵入这一地区的若干地方;印度独立后,特别是在中国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印军向“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大规模推进,于1951 年至1953 年逐步侵占了这一地区的大片领土。中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为了避免冲突从来没有越过这条线。

三是在第二阶段自卫反击后主动采取重大的和解步骤。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引起许多国家的担忧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为了在政治上取得主动,争取各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中国政府在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后,根据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原则和方针,决定立刻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准备后撤。

1959年8月25日,马及墩工作队率山南军分区第一团第二连,进驻马及墩的雅列普开展群众工作。当该连前卫分队进至金古底时,入侵朗久的印军便无端向前卫分队开枪射击。前卫分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自卫还击,双方战斗约1小时。入侵印军被击毙2名,其余缩回朗久。26日,入侵朗久的印军再次向驻马及墩的中国边防部队开枪射击,中国边防部队为了边境地区的稳定,未予置理。印军蓄意挑起事端后胆怯心虚,8月27日便撤出朗久,退往“麦克马洪线”以南。8月31日,山南军分区步兵第一团第二连进驻朗久。在中国政府为了有效地维持中印边界现状,确保边境的安宁,提出中印双方武装部队后撤的建议后,驻朗久的中国边防部队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于1960年7月29日撤出朗久,驻守庄南、马及墩。

[中图分类号] D823 [文献标识码] A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军队在东段一举全歼侵入中国境内的印军第七旅,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占达旺。在西段,清除印军在中国境内的许多据点,收复大部分领土。第二阶段,中国军队在东段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土地,在西段驱逐入侵印军,拔除印军全部侵略据点。

朗久事件,是印度在中印边境挑起的第一次较大的武装冲突,造成了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主动与印度政府对话,积极寻求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和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印度政府却坚持扩张主义立场,借机掀起反华浪潮。

二、中央处理中印边界问题 的原则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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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印度政府说,它所主张的传统习惯线还具有明显的地理特点,即依据分水岭。但是,首先,分水岭的原则在国际上并不是划界的唯一的或主要的原则,尤其不允许借口分水岭到别国境内去寻找边界线。其次,印度政府所主张的传统习惯线,不但没有划分印度河水系和和田河水系,而恰恰是切断了和田河的水系。相反,中国地图所画的传统习惯线才真正反映了这个地区的地理特点。那就是,这个地区南北坡度不大,容易通行,因此自然形成连接新疆和西藏西部的唯一通道。但是往西行,它同拉达克之间却矗立着高入云霄的喀喇昆仑山脉,极难通行。印度政府也承认,从拉达克进入这个地区是极其困难的。”

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下,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决策,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对手,取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主动。

印度一名叫安尼尔的退役上校阐述了1962年中印战争的起因、经过和影响。安尼尔称,1962年中印战争的谢幕和边界争端的结束将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友好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是“亚洲世纪”的和平保障。

第三,印度政府举出了若干地图来证明它所主张的传统习惯线。但是,这一方面的情况对印度提出的论点也并不有利。中国近一、二百年间出版的地图对于西段边界的画法尽管在一些地方有微小的出入,但是基本上始终一致。印度政府提出有1893年出版的中国官方地图,对西段边界的画法接近于印度地图。中国政府不知道这里指的是什么地图,无法加以评论。至于英国人所办的'字林西报'1917年出版的地图集,那只能代表英国而不能代表中国的观点,在这里没有讨论的必要。与此相反,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和印度的地图上的画法,前后却有很大的矛盾和混乱。

关于亚非六国会议斡旋中印边界问题的基本情况。

无论是恢复9月8日的边界状态,或是恢复10月20日的边界状态,都是不公平的,都不可能带来和平。”“印度政府不同意恢复1959年11月7日的边界状态,而要求恢复1962年9月8日的边界状态,就证明印度政府从1959年以来用武力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有准备有步骤地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应该使用武力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以保证边界的安宁,维护两国的友谊。这正是我在1959年1月23日给你的信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中国政府仍然认为,这是我们两国解决边界问题所应该遵循的途径。”第一文档网

二是在对印军进行必要的反击后主动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积极建议。中国军队对印军进行军事反击,是不得已的、被迫的。中国坚持认为,两国边界的争议只能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因此,反击战第一阶段在军事上给予印军沉重打击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呼吁:“中印两国政府都应该以中印十一亿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 以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利益为重,以亚洲和平和亚非团结的利益为重,竭尽一切可能,寻求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为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中国政府郑重提出三项建议》,《人民日报》1962 年10 月24 日。)并主动提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第一, 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 公里,脱离接触。第二,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第三,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 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政府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这三项建议于1962 年10 月24 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国政府主动提出这三项建议,对在战场上已经取得重大胜利的中国军队来说,是一个重大让步。印度政府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当天就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建议。与此同时,印度还积极寻求美国的军事援助,进行战争准备。他们不仅继续在中印边境地区侵犯中国的领土、领空, 而且加紧迫害在印华侨,纵容在印的西藏叛乱分子进行反对中国的罪恶活动。这样,迫使中国政府再次反击印军进攻,并取得胜利。

1962年中印战争是误解、缺乏有效交流和互不信任的典型事件。

尼赫鲁是在玩弄外交把戏。按照他的观点,印度控制的中印边境东、中段争议地区继续由印度占领,而中国必须从其控制的中印西段边境地区单方面后撤,从而将中印西段边境特殊化。这就不仅破坏了维持边界现状这一进行边界问题谈判的基本前提,而且以提出领土要求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这种无理要求当然不能为中国政府所接受。12月17日,周恩来总理致信尼赫鲁,对印度政府采取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采取的边境哨所停止派出巡逻队的步骤表示欢迎。在阐述了不能把中印西段边境特殊化的理由之后,周恩来指出:“如果印度政府在了解中国政府的上述观点之后,仍然坚持自己关于这一地区的要求是适宜的,那么,中国政府愿意知道,印度政府是否准备把同样的原则平等地适用于东段边境,也就是说,规定中印双方从所谓麦克马洪线到中国地图上所标明的(也是印度地图在长期间所标明的)中印东段边界线中间的地区撤出所有的人员。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对于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提出任何要求作为先决条件或者过渡措施,我感到难以了解的是,为什么印度政府偏要提出关于中国单方面由自己西部边防地区撤出的要求。”为使中印会谈早日实现,以便首先取得一些原则性的协议,作为双方具体讨论和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周恩来总理建议,12月26日可否举行两国总理会谈,会谈地点可否在北京或征得缅甸政府的同意在仰光。12月21日,尼赫鲁复信周恩来总理,表示中国政府在没有答复他9月26日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和印度外交部11月4日的照会之前,他在“今后几天内”不可能到仰光或其他地方去。

这一举动,在世界舆论中引起巨大轰动, 许多国家在感到意外的同时,纷纷为之称道。缅甸驻华大使叫温称这些措施“非常崇高、宽大”,“印度政府应该予以接受,并采取同样措施”。(缅甸驻华大使叫温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1962 年11 月21 日。) 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华期间对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对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很大主动,这是明智的步骤。中国关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冲突的建议,我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1962 年12 月26 日。)。这样,中国在政治上进一步取得了主动,而印度则陷入被动之中。

1962年10月的中印边境战争以我军自卫反击大获全胜结束。战后罗瑞卿总参谋长用一个“乱”字作了概括。而造成这场“乱”战的直接责任人就是刘伯承。

10月20日,这支巡逻队派出由3人组成的武装侦察组,偷越传统习惯线,向东往空喀山口方向侦察。当这3名印军侦察人员进入到中国空喀山口附近之西隆格巴尔马河以西山沟时,与中国边防分队的3人巡逻组相遇。入侵者不听劝阻,并举枪威胁。中国巡逻组在不得己的情况下,解除了入侵者的武装,并暂行拘留。

五是边界问题产生的背景十分复杂,在谈判依据上,既要考虑历史情况、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又要考虑国家关系的变化和现实情况,坚持从实际出发。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毛泽东后来向外宾介绍情况时说:“他们以为中国人无论如何不会打他们,他们就一步一步地向麦克马洪线以北推进,有时甚至到了我们的后边,随便走来走去。我们的总理、总参谋长生气了,太欺人了,决定打它一下。”(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谈话记录,1965年3月4日。)周恩来也曾解释说:“尼赫鲁不会放弃大印度帝国的思想,”“不会放弃他的侵略的立场。”“只有坚决自卫还击,才能逐步孤立他,才能使他知难而退,才可以暂时和缓。”“我们不给他一大打击,是不能引起大的变化的,”“不给他大暴露也是不能和缓局势的。”(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11月24日。)

8月28日、31日和9月4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就中印边界问题连续发表谈话。他说,就印度而言,“麦克马洪线”就是国境线,“这根据条约规定是确定不移的,根据惯例和权利是确定不移的,而从地理上来讲也是确定不移的。”在谈到朗久事件时,尼赫鲁颠倒黑白地说:“8月25日,有一支中国军队在马及墩以南的地方进入印度地区,并且开了火,俘虏了印度的前哨站”。“毫无疑问,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明白的侵略事件。”尼赫鲁公然违背事实,将位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朗久说成是印度的领土,把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从事正常的工作乃至被迫自卫说成是侵略。在短短几天内,印度政府、国会和所谓的印度公众舆论利用边界问题大肆叫嚷,诽谤中国侵略印度,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

第一,如达不成任何协议,即采取达成两国总理继续会谈的谅解,并发表一个简单的联合新闻公报;如这一点也办不到,只能由双方分别发表声明,中国的声明中可以表示仍愿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中印友谊,维持边界现状,避免边境冲突,并且愿意继续会谈,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但在边境线上锡金士兵却阻止我军,不让通行。恰巧这时我们看见有少数印度军人从其境内逃跑,便义正辞严地质问锡金士兵:同样是友好邻邦,为什么允许印度人通行,而阻拦我们?他们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指挥员将手一挥,战士们便迅猛追击过去……

1959年4月,印军一支巡逻队沿娘姆江曲河北上,越过“麦克马洪线”,偷渡娘姆江曲河上的仲昆桥,入侵到桥北1公里处的中国领土兼则马尼(沙则),第一次在该地搭起哨棚,作为其“巡逻”的休息点。兼则马尼位于娘姆江曲河和克节朗河的咽喉部位,这里山势陡峭,森林密布,易守难攻,具有重要的战役战术价值。印军的试探性入侵得手后,于8月9日,再次越过“麦克马洪线”入侵兼则马尼,13日搭起帐篷,次日即设哨卡,并在当地插上了印度国旗,以示该地区为印度所有。此间,印度军队还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先后武装占领了中国西藏的朗久、马及墩、塔克新等地。印度当局策划西藏武装叛乱,乘机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等行径,这是当年英帝国主义统治印度时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

[关键词] 毛泽东;周恩来;尼赫鲁;中印边界;“麦克马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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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周恩来总理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并为推动中印双方沿着和平谈判的道路走下去,于4月25日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可以找到6个共同点或者接近点:一、双方边界存在着争议。二、在两国之间存在着一条各自行政管辖所及的实际控制线。三、在确定两国边界时,某些地理原则,如分水岭、水谷、山口等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四、两国边界问题的解决应该照顾到两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五、在两国边界问题经过商谈得到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各守实际控制线,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但可以进行个别调整。六、为了保证边界安宁、便于商谈的进行,双方在边界各段应该继续停止巡逻。这6点对中印双方都是对等的,没有任何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要求。周恩来总理建议把这些共同点肯定下来,以便两国政府继续商谈。但印方仍然拒绝了中方的这一建议。

9 月11 日,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就我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方针等问题的报告后,作出决议,批准了他的报告。在西藏,一些原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也用事实说明“麦克马洪线”是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拥护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表明的态度和立场。著名地理学家曾世英等还撰写文章, 通过列举中外地图,说明“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中国政府的立场也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支持。英国“论坛”周报发表文章,承认“‘麦克马洪线’在国际法上没有根据的”。(《人民日报》1959 年9 月13 日。) 一些国家还积极呼吁中印边界问题应当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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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喀山口事件后,中国外交部于10月22日向印度驻华大使递交备忘录,要求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印度军队侵犯中国边境和类似挑衅事件的再次发生。印度政府对中国备忘录提出“抗议”,反诬空喀山口事件是中国侵略造成的。不仅如此,印度朝野还发出了一片战争叫嚣。尼赫鲁在给各主要驻外使节的备忘录中称:印度可能不得不使用武装力量把中国军队从他们所占领的印度领土上赶出去。印度政界一些人士甚至要求出动飞机,将新藏公路炸断,有的要求印度抛弃不结盟政策,参加反对中国的军事条约集团。

〔作者廖心文,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17〕

这个师选择了中国、印度、锡金三国交界的东线亚东,那里尚未交火,不大引人注意,但印度已有兵力驻守。我军先遣团在前面开路。刚出发时指战员们的高原反应还是很明显的:迈不动步,喘不上气,体弱的战士往往要拉着马尾巴才能前进。但走着走着,冰雪没了,脚步轻了,呼吸畅了;走着走着,皮大衣脱了,棉衣也穿不住了,路边草木也绿了;走着走着,看到一望无际的稻田……侦察员回来报告:前面已到锡金国境。

印度政府在肆意篡改“麦克马洪线”走向后,为了造成事实上的修改“麦克马洪线”的现实证据,重兵前推,抢占“麦克马洪线”南北地区的战役、战术要地。从1959起年开始大量向中印边境东段地区增兵。其陆军第四师第五、第七旅分别从中印边境传统习惯线附近推至阿朗和达旺地区,逐步接替了印度地方部队担负的边境防务;地方武装也统一由陆军指挥。到1959年8月,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的兵力由1958年底的2000余人增到4000余人,据点也由25个增加到61个。印度政府为了达到长期控制已占中国领土的目的,不顾其财政拮据,拨专款加紧这一地区的战场建设,不断改善已建公路,建立通信系统,并修建通往前沿哨所的骡马道,加强了“麦克马洪线”南北地区的防务。达赖集团逃越“麦克马洪线”进入印占区后,印度军队在中国西藏错那当面的棒山口、马哥、扯冬等地的前沿哨所普遍增兵,并经常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进行巡逻。

第二阶段,是1959 年10 月下旬印军从西段非法越入中国领土,再次挑起边界的武装冲突后。这个阶段主要打的是军事加政治仗。面对印度进一步的武装挑衅,为了打击印军的嚣张气焰,中国军队被迫还击。但是, 中央依然认为,解决边界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坚持和平谈判的原则。当时摆在中央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还击后怎样实现边境停火。用王稼祥的话说,这个问题使中央“伤了几天脑筋”。(参见王稼祥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59 年11 月3 日。)当时,毛泽东从印度领导人来信中提出的双方从朗久撤出的建议 (指印度政府1959 年9 月10 日照会中关于双方都不派遣武装人员到朗久的建议。) 中受到启发。11 月3 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你说撤出朗久,我就扩大成整个边界线,我们爱好和平就达于极点了。”“整个边境线,各退或者十公里, 或者十五公里,或者二十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以待谈判解决。”(毛泽东在杭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谈话记录, 1959 年11 月3 日。)这个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批准。周恩来称这个建议“是一项具体的积极建议”,“是很重要的具体步骤”。(周恩来会见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的谈话记录,1959 年11 月8 日。)

1962年中印战争对印度人心理的影响。

印方坚持对阿克赛钦地区的领土要求,就使互谅互让原则只对中方起作用,某些分水岭等地理原则只能在东段而不能在西段适用,中国人民对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的民族感情得不到照顾,双方的现存分歧难以取得结果。4月25日,两国总理在新德里发表联合公报;双方除同意由两国官员共同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并向两国总理提出报告外,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中印边界全长近2000 公里(尼赫鲁认为中印边界(锡金和不丹与西藏的边界除外)有3520 多公里长,见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 1959 年9 月26 日。引自《人民日报》1960 年1 月3 日)。,自西向东分为三段:西段是指中国的新疆和西藏同克什米尔、印度控制的拉达克地区接壤的一段;中段是指中国西藏阿里地区同印度旁遮普省、北方省接壤的一段;东段是指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的一段。在西、中、东三段,双方都存在争议,但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西段和东段。

由于没有公路连接,印度在拉达克的控制并不稳定。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认识到了印度的弱点。他努力淡化这个问题。由于受到不明就里的媒体和大声疾呼的反对派的鼓动,尼赫鲁开始了“前进政策”,即在中国人声称主权的地区建立5至10个人把守的哨所。

尼赫鲁两次拒绝中国关于就中印边界问题举行两国总理谈判的建议,在外交上陷入被动。为缓和国际舆论,尼赫鲁不得不放弃将中印西段边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迫不得已于1960年2月12日发信邀请周恩来总理访印。同时,印度外交部照会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其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2月26日,周恩来总理复函尼赫鲁,决定将于4月赴印会晤。4月3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政府,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再次希望“在边界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双方维持边境的现状,保持边境的安宁,不使这个一时未决的问题影响两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

印度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中印关系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处理好两国之间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是促进中印关系发展的重要一环。新中国成立后,为妥善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积极创造条件,付出了大量心血,积累了丰富经验。

为什么中国政府在谈判中坚持要以1959年11月7日线为谈判基础呢?周恩代表中国政府是这样解释的:“印度政府所谓恢复9月8日以前的边界状态意味着什么呢?在中印边界东段,它意味着印军重新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领土;在中印边界西段,它意味着印军重新侵占他们从1959年以来在中国境内建立的军事据点。这种状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这是印度军队凭借他们已经侵占的有利军事地位在10月20日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状态。这是孕育着严重到不可避免的边境冲突的状态。

对此,周恩来总理于同年9月8日致信尼赫鲁指出:“所谓这段边界早已明确划定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同你在来信中所说的相反,所谓麦克马洪线从未在西姆拉会议上加以讨论,而是英国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于1914年4月24日,也即是在西姆拉条约签订以前,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决定的。这条界线,后来是作为西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的一部分,标在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之上的。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从未被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所承认,因此肯定是不合法的。至于西姆拉条约,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就没有正式签字,这是在条约上清楚地注明了的。”“这条非法的界线曾经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就是西藏地方当局,后来也对这条线不满,并且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致电阁下,要求印度归还这条非法界线以南的中国西藏地方的全部领土。这块领土相当于中国的浙江省,有9万平方公里之大。总理先生,中国怎么能够同意强迫接受这样一个丧权辱国、出卖领土、而这块领土又是如此之大的非法界线呢?”

此后,由于两次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发生,中央开始着手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其原则和具体办法主要体现在处理这两次事件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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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政府再次向中国提出阿克赛钦问题

中国没有因为尼赫鲁的态度而改变方针,而是进行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为了维护和平局面,中国继续呼吁,通过友好协商的办法解决边界争端,并派周恩来赴印度同印度领导人会晤。赴印度之前,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周恩来制定了周密的会谈方案,并确定了会谈的方针:“争取就某些原则问题,或者具体问题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形势进一步和缓下来,为今后继续会谈和向合理解决准备条件。”

1962年中印战争的最大的“秘密”是印度没有使用空军进攻。整个1962年中印战争实际上是个别将军的个人秀。他们与印度空军的配合非常少。中国当时在xz只有两个机场。中国的飞机也逊于印度的英国制“猎人”战机。印度空军实际上是拥有空中优势的。如果使用空中力量的话,印度可能克服拉达克地区缺少大炮的战术劣势,可能阻截达旺地区的中国地面部队。但是,由于不理智的担心中国人对印度城市的报复性进攻,印度没有动用空军。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最近在中印边境出现的紧张局势,都是由于印军越境挑衅造成的,应该由印度方面负完全的责任。但是,印度政府却反而对中国政府提出种种毫无根据的指责,叫嚷中国侵略了印度,把中国边防部队在马及墩地区的自卫行动说成是武装挑衅。印度的许多政界人士和宣传机关更乘机散布大量反华言论,甚至公开主张采取轰炸中国领土等更大规模的挑衅行动。这样就掀起了半年来在印度的第二次反华运动。印度不承认中印边界未经划定的事实,变本加厉地从军事、外交和舆论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印度的企图是要把自己关于边界问题的片面主张强加于中国方面。必须指出,这种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而且这样做,除了损伤两国的友谊,使边界问题更加复杂化、更加难于解决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结果。”周恩来总理在信中最后说:“中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建筑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的。中国政府一贯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一切分歧都必须、也一定能够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而不应该使两国的友好关系受到影响。中国把西南边界看作是和平友好的边界。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最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派出警戒部队驻扎在中国西藏地方的东南部,只是为防止残余的西藏武装叛匪出入边境,进行骚扰。这样做,显然有利于保证边境的安宁,而不会在任何方面形成对印度的威胁。阁下是五项原则的创始人之一,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印友谊作出过重要的贡献,而且经常强调中印友谊的重要性。对此,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有深刻印象的。因此,我把中印边界的全部情况,系统地向阁下说明。我希望,阁下和印度政府将会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的印度军队和行政人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这样,中印边境一时的紧张局势就会立刻和缓下来,笼罩着两国关系的阴云也会迅速消散,使关心中印友好关系的朋友们感到宽怀,使挑拨中印关系、制造紧张局势的人受到打击”。

谈判“要寻找合理解决的途径”,“必须有某些共同点”(参见周恩来与尼赫鲁的会谈记录,1960年4月22日。) ,这是周恩来长期领导谈判工作得出的经验。周恩来根据双方谈判的情况归纳出五个方面的共同点:关于边界是否确定问题,共同的认识应该是,“边界没有确定,要经过谈判确定”,“合理、对等、友好地解决”;双方的边界虽然没有正式划定或确定,但是存在着一条实际控制线,双方可以考虑,把这条线作为划界的根据之一; 关于划界的地理条件,分水岭是其中之一, 但不是唯一的条件。此外还有河谷和山口, 也都应该同样适用于边界各段;不应该对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地区提出领土要求;双方要照顾民族感情。(参见周恩来与尼赫鲁的会谈记录,1960年4月22日。)这五点,印度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

战争开始阶段,印军在前苏联和美国的双重支持下,很快在主战场——喜马拉雅山所谓的麦克马洪线雪山营地建立了居高临下的指挥部,由考尔中将坐镇指挥。而我军为了爬山,部队只得留下辎重,轻装前进。为防万一,先头部队派出尖兵往往要拉成几里路的长蛇阵,从尖兵连、尖兵排、尖兵班到尖兵组,都隔着相当一段距离,就连尖兵组的三个人,也还要再次分开走,最前面的一个战士用铁锹敲击冰雪,刨出一个脚窝,往前挪动一只脚,再刨出第二个小坑。动作要格外小心,稍有大意,震裂了冰层,刹那间便会大祸临头——冰雪迅速炸裂,崩溃塌陷。

印度政府为了找到修正“麦克马洪线”的所谓证据,首先将“麦克马洪线”以北属于中国西藏的扯冬、兼则马尼(沙则)、朗久和塔马墩等地划到“麦克马洪线”以南。此后,又企图以西藏错那的拉则拉(印称塔克拉)山为界,将克节朗河这一大片中国领土再次划入“麦克马洪线”以南,纳入印度版图。这就是尼赫鲁借口地图证据的实质。

1954 年6 月,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印度。他就涉及中印边界的“麦克马洪线”指出:“麦克马洪线”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造成的,他们用铅笔从喜马拉雅山画过来,就像瓜分非洲一样。因此这条线中国政府不能承认,但是目前维持现状,双方都不要越过这条线。(参见周恩来会见尼赫鲁的谈话记录,1954 年6 月。) 后来,周恩来又谈到这一问题:“‘麦克马洪线’是英国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曾经引起过中国人民的很大愤慨。从法律上讲,它也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这条线所关系到的印度、缅甸已经相继独立, 成为同中国友好相处的国家。由于以上种种复杂原因,中国政府一方面感到有必要对‘麦克马洪线’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审慎从事,并且需要一定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1 月23 日。)

连锁反应

从上可以看出,中印两国关于解决边界争端的原则立场截然相反,但谁是谁非,一目了然。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公正舆论纷纷谴责印度的扩张行径,斥责印度掀起的反华浪潮,支持中国政府的正义立场。印度尼西亚、朝鲜、阿尔巴尼亚、芬兰、瑞典、丹麦,以及罗马尼亚、蒙古、越南等国的报纸,不仅刊载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的信,而且发表社论和评论,强调指出,所谓“中国侵略印度”的消息显然是彻头彻尾的捏造,中国政府关于中印双方武装部队立即从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两国政府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的建议,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巨大容忍,反映了中国方面希望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边界问题的宏大愿望,再次显示了中国方面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诚意。并且指出,尽管印度政府在给中国政府的关于边界问题冲突事件的几次照会中,有许多地方歪曲了边界问题的真相,中国政府仍然表现了极大的忍耐性,并且一再建议和平解决问题。这清楚表明,中国政府为了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进行着多么真诚的努力。”第一文档网

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两个认识。

按照中央的部署,外交部曾制定计划,从1958年以后“五至十年内陆续解决未定边界问题”,中印边界问题放在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之后。但是,1959年和1962年中印边界发生的两次武装冲突,中央不得不把这项工作提前摆到议事日程上。

1959年3月2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致信周恩来总理。尼赫鲁在信中公然违背历史事实,坚持“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边界东段的国界线,并认为“这条线是在1913年至1914年中国政府、西藏和印度的全权代表在西姆拉举行的三边会议上划出的。”因而中印东段边界早已明确划定。

事实上,英国当时也迟迟不敢公布这个条约和换文,“麦克马洪线”以南至传统习惯线以北一直由西藏地方政府管辖。英印政府官员米尔斯曾坦言:“要并入的部落, 就天然条件来说,是属于西藏,而不是属于印度的。他们在种族和语言上,是类似蒙古族的。他们的语言属于藏缅语系,与平原上属于亚利安语系的阿萨姆语没有共同之处。因此,在文化的和社会的影响上是倾向于西藏的。”“部落地区在商业上和文化上都是同西藏而不是同印度联在一起的。”([澳]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1 年版,第56、57 页。) 曾于1939 年担任印度阿萨姆省代理省督的亨利?特威南在1959 年9 月2 日的伦敦泰晤士报上投书作证,认为这条线“并不存在,而且从来没有存在过”。(参见中国外交部给印度驻华使馆的照会,1959 年12 月26 日。)

而且,这样做,既不妨碍每一方对自己撤出的地区继续行使管辖,也不损害任何一方对边界的主张。”(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2年11月28日。引自《人民日报》1962年12月1日。)从周恩来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无论从哪方面看,印度的建议都是片面的、强加于人的,是要中国屈服的;而中国的建议对于双方来说,却是对等的、互让的、互相尊重的。XLW

11月16日,尼赫鲁致信周恩来总理,表示准备就中印边界问题同周恩来总理会晤,但不同意中国关于中印部队双方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以脱离接触的建议。尼赫鲁认为,在中印边界东、中段,除朗久以外,中国没有占据“印度国界”以南的任何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各方政府指示它的前哨站不派出巡逻队的话,就不会发生任何边境冲突的丝毫危险。”至于朗久,中方撤出,印方不去重新占领,紧张也就自然减少;在中印边界西段,双方的部队和行政人员都撤出阿克赛钦等争议地区,也就自然脱离了接触,武装冲突也不会发生。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边界问题谈判。

第一阶段,是1959 年8 月印军从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向中国边防军发起攻击后。这个阶段主要打的是政治仗。中央的方针十分明确:一方面,坚持中印边界全都未经划定;另一方面,从实际出发,积极寻求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这一方针,是以周恩来致尼赫鲁信函的方式,向全世界公布的。周恩来在信中指出:“中国政府对于中印边界问题一贯遵循着十分明确的方针,一方面肯定中印边界全部未经划定的事实,另一方面又面对现实,特别考虑到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积极寻求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 并且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绝不片面改变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针对尼赫鲁在“麦克马洪线”问题上诬称中国“准备接受这条线作为这个地区的中印疆界”(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1959 年3 月22 日。) 的言论,周恩来在信中强调:“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这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以利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和解决,丝毫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了这条线。”(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9 月8 日。引自《人民日报》1959 年9 月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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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向中国正式提出大片领土要求遭到拒绝后,便指使其军队在中印边境东段地区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在中印边境中、西段地区越过传统习惯线,占地设点,企图通过武力推进单方面改变中印边境久已形成的边界现状。由于中国边防部队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严守边防,使印军在中印边境侵占中国领土的行动受挫,印军便蓄意在中印边境地区挑起武装冲突,制造流血事件。

为推动中印边界问题和平解决,1960 年4 月,中国军队从东西两段的实际控制线单方面后撤20 公里,使双方军队脱离接触, 并且在撤出的地区停止巡逻。然而,印度却将中国的和平诚意视为软弱可欺。1961 年, 印军在西段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在中国军队后撤的地区相继建立了43 个军事据点; 在中段侵入中国乌热地区;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北推进,增设了许多哨所。中国政府多次要求印军退回实际控制线的印度一侧,印军拒不退出。因此,中国军队不得不在西段边界实际控制线的中国一侧重建哨所,恢复巡逻。随后,又在东段边界派驻了哨所。

最初的印度边界是在边远的昆仑山脉。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由于害怕俄罗斯在东部的扩张和可能出现的俄罗斯xz联盟,当时的英国在xj和xz之间的阿克赛钦建立了一个据点。这样行动的考量是基于中国当时虚弱。俄罗斯的威胁消失后,那里仅仅是地图上的边界。事实上,英属印度和xz并没有试图有效控制这个没有战略意义的荒凉地区。

中印边界全线存在争议,但中、印对中段的争议比较小。关于东段,印方要求中方根据分水岭的原则承认“麦克马洪线”,照顾印度人民对喜马拉雅山的民族感情;中方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愿意在中印边界问题解决前维持现状,不越过这条线,并且在谈判边界问题时,也不提出领土要求作为先决条件。由于中方采取了这样一种谅解和让步的态度,双方对东段边界商谈用的时间比较少。关于西段,中方要求印方对这个地区采取同中方在东段地区所采取的同样态度,即可以保留自己的立场,同意从事谈判,并且不越过中国地图上所标出的中国行政管辖线。但印方不同意。由于印方坚持在这个地区的领土要求,双方争议较大,商谈用的时间也最多。

阿联参加六国会议的代表萨布里也曾解释说:“印度在这次冲突中无论在政治、军事上都打了败仗, 而中国则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了胜利。因此,我们觉得印度应该比中国得到更多的帮助。”(周恩来会见阿联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的谈话记录,1963 年4 月22 日。)这些解释反映了一些中间国家对中国普遍的认识和立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方针, 利用其中的积极因素,转变了他们的认识, 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信任。周恩来曾对亚非六国会议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说:“科伦坡会议和它的建议,我们认为并不是毫无结果,而是很大的成功。因为,有了科伦坡建议,中国作了积极的响应,并采取了六七次主动措施,其中有的是响应,有的是超过了科伦坡会议建议的要求。”“一旦印度真正对我进行挑衅,科会六国就可以起作用, 可以去劝阻印度。”(周恩来会见加纳大使墨塞尔的谈话记录,1963 年7 月2 日。) 这不仅是对亚非六国会议和建议的评价,也是对如何争取中间力量的重要经验。

中国人的阿克赛钦公路被发现以后,尼赫鲁起初试图淡化这个问题。他在议会称阿克赛钦是块没有用处的地区,那里“寸草不生”。但是,这个问题很快被反对党抓住。尼赫鲁被迫采取立场。当边界形势进一步紧张的时候,xz的状况更加恶化,“光头”逃往印度。考虑到xz和印度的古老文化关系和印度从不拒绝提供庇护的传统,“光头”和追随者在印度得到了庇护。

印度政府无视中国的忠告,顽固坚持扩张主义立场,在增加中印边境东段地区兵力,巩固已建入侵据点的同时,继续向“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推进,不久便派兵侵占了整个朗久地区,企图为以后中印边界问题的谈判增加筹码。

三、老一辈革命家 解决边界问题的基本经验

1962年中印战争是印度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人首次感受到国家受到威胁。这种情况类似中国人在1950年10月24日的感觉。当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军队开始越过鸭绿江进攻。

4月19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一行抵达新德里。20日,周恩来总理在尼赫鲁举行的宴会上,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这次谈判的态度:“中国政府和我本人深信,只要处处为两国友好的长远利益着想,既考虑到历史背景,又考虑到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互谅互让,两国边界问题是完全能够求得公平合理的全面解决的。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上留下来的,不是我们两国政府制造出来的。中国政府尤其不愿意看到两国边界问题影响到两国关系。为了寻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各种途径,中国政府从不吝惜作出自己可能作出的最大努力。我衷心地希望两国总理这次会晤能够产生积极和有益的效果。”

至于地图带来的问题,周恩来在致尼赫鲁的信中指出:“中印边界是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1 月23 日。尼赫鲁却认为,中印“全部边界都是经条约确定,或者由习惯确认,或者两者兼备”。见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1959 年9 月26 日。) ,“正因为两国边界尚未正式划定,并且存在着若干意见分歧,双方地图对边界的画法不可避免地会有出入。我国现行出版的地图对四邻边界的画法是几十年来中国地图的一贯画法。我们并不认为这一画法的每一部分都有充分的根据,但是我们在没有进行勘察,也没有同有关各国商量,就加以更改,也是不适当的。而且,这样的更改也是有困难的, 因为这会引起全国人民的迷惑和对我国政府的责难。事实上,我国人民对于印度出版的地图所画的中印边界,特别是对其中关于中印西段边界的画法,也感到惊奇。他们曾要求我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交涉,但是中国政府没有这样做,我们向他们解释了中印边界的实际情况。等到边界问题解决了——如我国政府历次指出的,这就需要经过勘察和双方协商——地图的画法问题也会随之而解决。”(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1 月23 日。)

双方有分歧的问题,当然仍可通过协商求得解决。”(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年1月23日。)而印度则坚持把过去英国单方面宣布的所谓边界,包括一些不现实的领土要求作为遗产全部继承下来,拒绝就这个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由于中国以大局为重,严格遵守暂时维持现状,然后通过谈判协商解决的方针,以友好态度处理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印边界在1959年以前基本保持稳定,在近2000公里未定边界线上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

中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和主张,得到了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赞扬,认为中国政府对历史遗留的中印边界问题所采取的态度是客观、公正的,充分表达了中国政府的诚意。但是,苏联塔斯社就朗久事件于9月9日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时,还就中印边界问题对中国政府进行无理指责。中国政府一再向赫鲁晓夫说明是印度军队侵入中国境内并向中国边防部队进攻时,中国边防部队才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的。赫鲁晓夫却强词夺理地说:“我不管是谁进攻,反正印度人死得多,就是中国的不对。”由于得到苏联的袒护和支持,印军气焰更加嚣张,肆无忌惮地入侵中国领土,在中印边界西段空喀山口挑起武装冲突,再次制造新的流血事件。

从边界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双方后撤的决策也是必要的。如周恩来所说:“在有争执的边境地方,如果不使双方的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就很难避免冲突。”(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2 年11 月4 日。引自《人民日报》1962 年11 月8 日。)另外,当时仅由中印两国谋求直接谈判还不够,还需要其他亚非友好国家进行斡旋。从实际效果看,由于中国政府率先停火并且撤回自己的部队,中印边境的局势缓和下来,为一些关心亚非地区和平的国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斡旋奠定了基础。至于“后撤”带来的问题, 只能在以后条件成熟时通过两国和平谈判予以解决。

印度和中国是现存最古老的两个文明。两国在漫长的历史中保持和平。喜马拉雅山脉是难以逾越的障碍,与青藏高原接壤,距离中国内地有很长的一段距离。13世纪的图格拉克和19世纪的如拉瓦尔发起过零星的军事远征。当中国中央政府虚弱的时候,xz处于半独立状态。

(2)1842年条约是在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和克什米尔当局之间订立的,而目前印度政府提出争论的地区,绝大部分(约在百分之八十)属于并未参加这一条约的中国的新疆。如果认为,根据这个条约就可以判明,新疆的大片土地已经不属于中国而属于拉达克,那显然是不可理解的。关于拉达克和克什米尔同新疆的边界,1899年英国政府曾经建议划定,但是并无任何结果。如果认为一次片面的建议就可把别国的领土据为己有,那也是不可理解的。

为什么中国政府在谈判中坚持要以1959 年11 月7 日线为谈判基础呢?周恩代表中国政府是这样解释的:“印度政府所谓恢复9 月8 日以前的边界状态意味着什么呢?在中印边界东段,它意味着印军重新侵占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领土;在中印边界西段,它意味着印军重新侵占他们从1959 年以来在中国境内建立的军事据点。这种状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这是印度军队凭借他们已经侵占的有利军事地位在10 月20日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状态。这是孕育着严重到不可避免的边境冲突的状态。无论是恢复9 月8 日的边界状态, 或是恢复10 月20 日的边界状态,都是不公平的,都不可能带来和平。”“印度政府不同意恢复1959 年11 月7 日的边界状态,而要求恢复1962 年9 月8 日的边界状态,就证明印度政府从1959 年以来用武力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印度建议恢复的状态是三年来印度军队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占中国领土后的状态;而中国建议恢复的状态却是三年前中印边境基本上保持平静的状态。按照印度的建议,只有中国一方面后撤,而印度不仅不撤,还要前进,还要重新侵占中国领土;按照中国的建议,中印双方互有撤退,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后撤的距离还会远远超过印度军队后撤的距离。”(《周恩来总理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1962 年11 月15 日。引自《人民日报》1962 年11 月20 日。)他还指出:“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将撤离1959 年11 月7 日实际控制线二十公里。这就是说,他们将不仅撤出在最近的自卫战斗中所进驻的地区,而且将撤到远离他们1962 年9 月8 日或10 月20 日所在位置的地方。1959 年11 月7 日实际控制线是根据当时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形成的;它是客观存在的, 不能由任何一方任意加以规定,加以解释。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 都是从自己管辖的地区后撤,因此不发生一方占便宜、另一方吃亏的问题。而且,这样做, 既不妨碍每一方对自己撤出的地区继续行使管辖,也不损害任何一方对边界的主张。”(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2 年11 月28 日。引自《人民日报》1962 年12 月1 日。)从周恩来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无论从哪方面看,印度的建议都是片面的、强加于人的, 是要中国屈服的;而中国的建议对于双方来

在军事上来说,由于两地几乎有上千公里之遥,期望NEFA给拉达克带来效果是不符合逻辑的。中国一直都对NEFA地区声称主权。然而,这只是他们为了得到自己感兴趣的阿克赛钦而做出的讨价还价。

(3)中印西段边界的没有划定,还有许多不可辩驳的积极的证据。例如:甲、从1921年直到1927年间,英属印度政府曾经向中国西藏地方当局进行多次交涉,要求划定拉达克和西藏之间的边界,但是始终没有结果,这有当时双方交换的许多文件可资证明。曾任印方代表的英国罗西安博士,也在今年12月11日伦敦泰晤上报刊登的投书中证明了这一点。乙、根据中国政府现有的材料,印度测量局迟至1943年出版的官方地图,关于中印西段还没有画出任何边界。在1950年,印度官方地图用特别模糊的方式表示出现在所画的边界,但是仍然用文字标明是未定界。只是从1954年起,这段未定界才忽然变成了已定界。丙、尼赫鲁总理今年8月28日在印度人民院谈到这段边界问题时宣布:'这是旧克什米尔邦同西藏和中国土耳斯斯坦的疆界,没有谁划定过这条疆界。'所有这一切事实,都是同这段边界早已划定的说法绝对不相容的。任何人都不能想象,自认为在1842年或1899年就已经明确划定了这段边界的印度政府,还会在1943年承认没有任何确定的边界,还会在1950年宣布只有未定界,还会有1959年宣布没有谁划定过边界。”第一文档网

第三,如果全面解决边界问题不可能, 但也不是完全不解决,除发表上述共同声明外,为防止边境冲突和和缓气氛,争取就具体问题达成若干协议,即成立边界问题联合委员会或者类似组织,寻求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为两国总理继续会谈进行准备;双方武装人员各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 公里或者双方同意的一定距离;建议双方对有争执的地点互不驻军。(参见《中印两国总理关于边界问题会谈的方案》,1960 年4 月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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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沉重地打击了国内外反动势力,摧毁了他们企图策划“西藏独立”的社会基础。尼赫鲁政府因其“缓冲国”的企图受挫而不甘心失败,遂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印度政府在坚持中段之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桑、葱莎、波林三多、乌热、香扎,拉不底为印度领土的同时,再次向中国提出西段之阿克赛钦等地区的领土要求。尼赫鲁政府认为,中印拉达克地区的边界,已由1842年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和克什米尔当局订立过的一个条约所划定;拉达克与中国新疆地区的边界,1899年英国政府曾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中国政府并没有反对这个建议”。而且1865年约翰逊“访问”了阿克赛钦,查明了分水岭的确切位置之后,也就划定了中印的西段边界。据此印度政府认为,“全部边界都是经条约确定,或者由习惯确认”,阿克赛钦理所当然是印度的。1959年12月2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

四是边界问题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民族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应该努力通过和平谈判、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而不能依靠武力改变现状。谈判中,既要坚持原则,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又要坚持“互谅互让” 的方针,注意照顾双方利益。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

沿水而行

三.印度军队挑起边境武装冲突,制造流血事件

关于西段,印度将历来由中国管辖,并有一条从新疆到西藏的商路通过的约33,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参见中国外交部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 1959 年12 月26 日。)划入印度版图,并多次派遣武装人员到这个地区进行侦察和勘察活动。印度的依据是1842 年西藏地方当局和克什米尔当局签订的一项条约,他们称这项条约在1847 年曾得到中国政府的确认。中国则认为:这段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1842 年中国西藏地方当局同克什米尔当局签订的条约中,只是泛泛地提到双方恪守各自的疆界, 并没有具体说明这段边界的位置;1847 年, 清政府的两广总督耆英在英国驻广东代表要求划定这一段界址时,也只表示既有传统的边界可循,无需勘定。

我军先头部队孤军深入,在后续部队尚未到达的情况下,为抓住战机、扩大战果,遂分兵歼敌,也导致战斗序列散乱。但在同样乱的情况下,我军是形散而神不散,各自为战,士气高昂。像战斗英雄庞国兴就是在追击中与部队失散的情况下,根据军衔大小,又先后与兄弟部队两名同样与原部队失去联系的、彼此互不相识的战士组成战斗小组(他是下士任组长,另两名战士分别是上等兵和列兵,为组员),不失时机地歼敌立功的。而印军则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成了一群乱撞的无头苍蝇。东线我军的成功,立即在西线、中线产生连锁反应,我军风扫残云,气吞江河,战事只进行了十多天,先锋部队便推进到距新德里只有300多公里的地方。印度首都一片惊慌,大街上修筑工事,市民们争相出逃。

4月26日,周恩来一行由新德里前往加德满都对尼泊尔进行友好访问。飞机起飞不久,尼赫鲁就在机场当着新闻记者攻击中国。尼赫鲁说:周恩来“来到这里是因为发生了重要的事情,这个重要的事情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说中国人进入了我国领土..我们认为这就是侵略”。从机场一出来,尼赫鲁就直奔印度人民院,报告谈判的经过。尼赫鲁说,中印边界“当然存在着争议”。尼赫鲁的意思是说,中印边界本来不存在争议,只是中国坚持其领土要求,才形成了所谓的争端。在谈到实际控制线问题时,尼赫鲁说“这是显然的事,我不知道这句话的重要性在哪里。”其含意是,当有关边境现状的事实本身还存在争议的时候,维持边境现状是没有意义的。由此也就引出了双方能否在边界各段继续停止巡逻的问题。对此,尼赫鲁回答:“这不是我所同意的。”其实,印方拒绝就西段巡逻问题达成协议,目的在于使印军可以自由地向中国阿克赛钦地区推进。第一文档网

第一,如何评价毛泽东关于双方后撤20 公里的决策。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上,毛泽东关于双方“后撤”的决策至今仍存在不同的认识。一些人对这个决策提出质疑,认为这个决策是错误的,不仅当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给今天解决这个问题留下后患(即难以要回当年我们后撤而被印方占据的地区)。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情况。

1962年10月21日,中国人单方面停火,从NEFA地区撤退到“麦克马洪线”。从军事上来说,1962年中印战争让印度从美国那里获得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并且在短暂的时期里,实际上成为了美国对抗中国的盟友。

拘留越境印军人员后,中国边防部队为严守边防,防止对方的挑衅报复,当即派出6人巡逻组,彻夜防守于章图山南侧一独立小高地--胜利山上。21日上午,骑兵第六团作训股长段海珍、第二连政治指导员文万秀等7人到西隆格巴尔马河一带勘察地形,当段海珍等行至胜利山时,不期与一支约60余人的印度军队相遇。

一是边界问题涉及对外关系和国家安全,应该放在国际战略的框架下来考虑,注意稳定四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是解决问题的政治考虑。

从根本上说,印度军队是在重复1947-48的克什米尔战争。那是一场针对部落入侵者的战争。而在1962年中印战争中,朝鲜战争的中国老兵就像运作良好的军事机器。

中国政府对于中印两国间存在的边界问题,一直从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友好相处的原则出发,主张中印双方应考虑历史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中印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双方应维持边界现状,而不应该单方面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为了中印双方能够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中国政府对于印度军队在边界地区的不友好行动,其中包括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进行的挑衅性活动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中国军队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不越过“麦克马洪线”,并要求印度政府将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中国领土的军队立即撤回,以维持边界现状。

第二,如达不成协议,对方还愿意保持一个良好的气氛,可争取发表一个互表善意的共同声明,包括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继续发展中印友好关系,继续会谈寻求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避免边境的军事冲突等内容。

1962年10月20日,印军从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军队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为什么印军在这个时候发起进攻呢?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曾经分析说:“首先是由于中国一再忍让,印度政府得到一个错觉,以为中国不会进行反击。同时,印度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很困难,在国际上很孤立,因此妄图用武力来迫使中国屈服。”(《接见瑞典广播公司记者发表电视谈话陈毅副总理谈中印边界问题》,《人民日报》1963年3月15日。)

“中国政府对于中印边界问题一贯遵循着十分明确的方针,一方面肯定中印边界全部未经划定的事实,另一方面又面对现实,特别考虑到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积极寻求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并且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绝不片面改变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解决中国同周边国家边界问题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后来的发展

“第一个问题:中印边界是否正式地划定过..中国政府认为,中印边界大部分已由国际协定正式划定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中国政府谨作以下的说明: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印两国的情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今,关于中印边界, 虽然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但两国已经确立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并且开展了多轮谈判。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实践中所采取的办法和积累的经验,可以为我们继续解决好这个问题提供历史依据。

就在印度举国慌乱之际,毛主席审时度势作出了撤军的决定。我军返回传统习惯线,并主动后撤20公里,与印军脱离了接触。XLW

“为了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确保边境的安谧,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气氛,中国政府建议: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这个建议,实际上也就是把印度政府9月10日的照会中关于双方都不派遣武装人员到朗久的建议扩大到整个中印边境,并且使双方部队的距离扩大到四十公里之远。如果这一距离还需要更扩大,中国政府也愿意考虑。总之,无论在我们两国边界经过谈判正式划定以前或以后,中国政府都愿意竭尽一切努力,在我们两国之间创造一条最和平、最安全的边境地带,使我们两国永远不再为边境问题而发生疑惧或冲突。如果印度政府同意中国政府这一建议,实施这一建议的具体措施,可以由两国政府立即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为了进一步商谈边界问题和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中国政府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

在此之前,中央虽然没有急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还是有所考虑的。其基本原则和办法,主要体现在周恩来同印度高层互访的谈话和书信来往中。

在拉贾斯坦邦,来自巴德哈那村的250户家庭决定每户派出一名儿子参军。在全国,人们排着队踊跃参军。全印度的工会在国家紧急关头放弃罢工的权利。全国捐赠的资金超过2.2亿美元。

印度同中国的新疆和西藏接壤,两国过去从未正式划定边界,只有一条根据双方行政管辖所及而形成的传统习惯线。19 世纪中叶以前,中印两国人民一直居住在传统习惯线两侧,友好相处,亲密往来。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后,以印度为基地,向中国新疆和西藏进行领土扩张,在中印边界制造了很多纠纷。周恩来在致印度领导人的信中曾经指出:“从很早的时候起,英国就抱着对中国西藏地方的侵略野心。英国曾经不断唆使西藏脱离中国,企图把一个名义上独立的西藏置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在这个阴谋不能得逞以后,英国又对中国施加种种压力,要求把西藏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而让中国保留所谓对西藏的宗主权。与此同时,英国还以印度为基地,广泛地向中国的西藏地方甚至新疆地方进行领土扩张。这一切就是中印边界问题长期存在纠纷、悬而不决的基本原因。”( 周恩来致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信,1959 年9 月8 日。)

值得注意的是,拉达克和NEFA地区爆发了冲突,但印度中部的喜马偕尔邦和北方邦的边界地区保持和平。

1962 年10 月20 日, 印军从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军队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为什么印军在这个时候发起进攻呢?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曾经分析说:“首先是由于中国一再忍让,印度政府得到一个错觉, 以为中国不会进行反击。同时,印度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很困难,在国际上很孤立,因此妄图用武力来迫使中国屈服。”(《接见瑞典广播公司记者发表电视谈话 陈毅副总理谈中印边界问题》,《人民日报》1963 年3 月15 日。)

“大量的中国军队进入了印度东北部地区。昨天,我们失去了卡门地区的一个小镇——班迪拉。我的心和阿萨姆邦人民同在!”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为妥善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付出了大量心血,积累了丰富经验。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原则和具体办法,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两次边界武装冲突中。处理1959 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中央分为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策略。第一阶段打政治仗,第二阶段打军事加政治仗,第三阶段打外交加政治仗。针对1962 年的第二次武装冲突,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决策,包括果断决定对印军的进攻予以反击、在对印军进行必要的反击后主动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积极建议、主动采取重大的和解步骤等。通过努力,中国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对手,取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了主动。

在中段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将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第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的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中国政府将经过外交途径把上述检查站的位置通知印度政府。

关于东段,1954 年印度出版的地图将传统习惯线以北属于中国的90,000 平方公里土地划入印度版图,并标为“已定界”。他们的根据是,1913 年至1914 年,由中国政府、西藏地方当局和英国政府三方面代表在印度西姆拉举行的会议,共同划定了这条边界线, 即以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命名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参见尼赫鲁致周恩来的信,1959 年3 月22 日。)中国则坚持:这段边界是未定界, 理由是1929 年以前英印出版的地图和中国地图的画法大致相同,以后画法虽有所改变, 但依然使用“未定界”字样;“麦克马洪线” 是在西姆拉会议以外,由英国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瞒着中国政府代表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形成的。无论是西姆拉条约, 还是这个换文,当时的中国政府和以后任何一届政府都没有承认过,完全是非法和无效的。 (参见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59 年9 月8 日。)

在公众思维中,1962年中印战争唤起了无法想象的失败记忆。严格说来,这不是真的。在北部地区的拉达克前线,印度军队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中国人的收获很小。达拉克山谷的丘舒尔机场仍然在印度手中。人们之所以印象中认为这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主要是由于印度在色拉的溃败。就色拉溃败和恐慌撤退而言,1962年中印战争最多只能被称为挫折,而不是一场灾难。

中央解决1959 年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的对策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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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独立后,在对待新中国的问题上, 存在着两面:一方面,它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反对帝国主义、促进亚非团结的许多国际事务中进行了积极合作;另一方面,它在边界问题上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的衣钵,坚持民族扩张主义政策, 并于1959 年和1962 年,两次挑起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严重影响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从军事上和后勤上来说,这些哨所是不能独立生存的。在外行人的建议下,印度在NEFA(三泰虎注:即藏南地区,印度现在称其为“阿鲁纳恰尔邦”)挑起了事端,以转移中国人对拉达克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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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14日,当中印战争处于高潮的时候,印度议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称“不管斗争持续多久,多么困难”,印度将收复失去的每一寸领土。

三是边界问题涉及当事双方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要从有利于创造国内建设和平环境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条件不成熟,可以放一放,寻找有利时机。这是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

印度在NEFA的无能行动向中国人赠送了一份胜利的大礼,这个礼物可能甚至连中国人都没有想要过。1962年中印战争对印度的影响是印度人从“印度中国亲如兄弟”的欢呼中摇晃出来,给印度人带来一种背叛的感觉。

一、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和争议

1960年,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直接控制了政府。当印度对其施压,要求恢复皿煮的时候,马亨德拉开始打中国牌。

中印边界冲突,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由于中国率先停火并主动撤回自己的部队, 中印边界形势开始显现出转机。锡兰、阿联(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1958 年埃及同叙利亚合并而成。1958 年3 月,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后来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以合众国的形式加入, 整个联盟因此更名为“阿拉伯合众国”。1961 年9 月, 叙利亚宣布退出,12 月北也门也宣布退出,但埃及仍然保留这个国号直到1972 年为止。)、印尼、加纳、缅甸、柬埔寨等亚非六国愿意在这种形势下进行斡旋。1962 年12 月10 日至12 日,亚非六国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形成了一个六国建议。这个建议存在的问题主要反映在西段问题上,即只要求中国后撤20 公里而印度原地不动,仍留在1959 年线的中国一侧,并提出要由中印两国来讨论在中国撤出的地区也就是中国的领土上建立双方民政点的问题。这实际上是要求中国从两条线都让步,印度在两条线都不让步。对于科伦坡建议,中国的态度十分明确:认为“建议中的最大问题,就是会议本身规定的原则没有适用于双方,没有适用于全线,没有与会议自己的精神相吻合”。建议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西段是因为印度提出了强烈的领土要求。实际上东段和中段都存在问题。如果承认争议地区由双方协商来解决,那么东段的扯冬和朗久,中段的九个地点都应该通过双方协商解决。“不应该对一部分有建议,一部分无建议。”(参见周恩来会见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和印尼副首席部长苏班德里约的会谈记录,1963 年1 月3 日。) “我们不能让印度进入我军撤出的二十公里以内,不论是军事的还是民政的,都不能进来,这是中心之点。” (周恩来会见苏班德里约的谈话记录,1963 年1 月3 日。)另一方面为解决建议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两点解释:“一、在双方官员会晤期间,在东段我们撤出的地区,印军不跟进,而只可派行政人员和民政人员进驻,一直到实际控制线以南;二、中国从西段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以后,印军在九月八日以前侵占的四十三个军事哨所也就空出了,但无论是印军事人员或民政人员都不能进去,该地将是空的。”(周恩来同班达拉奈克夫人和苏班德里约的会谈记录,1963 年1 月4 日。) 中国方面表示, 如果印度同意中国对科伦坡建议的两点解释,我们可以同意把这个建议作为中印开始谈判的初步基础。(参见周恩来同班达拉奈克夫人和苏班德里约的会谈记录,1963 年1 月4 日。)经中央批准后,这两点解释正式写入周恩来给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备忘录中。备忘录指出:“这两点只在中印双方官员会晤以前和会晤期间有效, 不影响双方官员在会晤中提出的其他建议和作出的最后决定。”(周恩来面交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备忘录,1963 年1 月7 日。)

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印之间曾发生了一些小的边界事件,这在双方边界正式划定前是难免的。为了尽可能地避免发生冲突,中国政府强调:“作为一种临时性的措施,双方暂时保持边界的现状,即双方暂时保持目前各自在边界上的管辖范围,而不越出这个范围。

中央解决1962 年中印边界第二次武装冲突的对策和办法。

他还指出:“根据中国政府的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将撤离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二十公里。这就是说,他们将不仅撤出在最近的自卫战斗中所进驻的地区,而且将撤到远离他们1962年9月8日或10月20日所在位置的地方。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是根据当时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形成的;它是客观存在的,不能由任何一方任意加以规定,加以解释。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都是从自己管辖的地区后撤,因此不发生一方占便宜、另一方吃亏的问题。

二是边界问题涉及与邻国的关系,应该与和平外交方针相联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正如毛泽东曾经说过的: “只要双方友好,边界问题就好解决。”(《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版,第445 页。) 这是解决问题的基础。

中印边缘地区的边界仍然没有确定。由于没有人口或者重要资源,那些地方变得无关紧要。简要的回顾一下边界争端的历史是有必要的。这有助于理解两国关系的目前状态。

中央处理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问题,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962年11月21日零时,《人民日报》以声明的形式公布了这个决定。决定指出:第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第二,从1962年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至今是在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20公里。

中国政府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中所提出的积极建议和采取的“撤军”等措施,使很多国家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其中包括一些过去对中国持有偏见和怀疑态度的国家。这样,中国就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国际地位和声望在这场集政治、军事和外交于一体的斗争中得到提高,避免了四面受敌局面的出现。

如何评价毛泽东关于双方后撤20公里的决策。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上,毛泽东关于双方“后撤”的决策至今仍存在不同的认识。一些人对这个决策提出质疑,认为这个决策是错误的,不仅当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给今天解决这个问题留下后患(即难以要回当年我们后撤而被印方占据的地区)。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情况。

整个国家对战斗前线的溃败感到震惊。无论正确与否,至少从军事观点来说,人们认为印度处在危机关头。但是在那黑暗的冬天日子里,出现了一丝希望。所有内部争论和斗争似乎瞬间停止了。

这一举动,在世界舆论中引起巨大轰动,许多国家在感到意外的同时,纷纷为之称道。缅甸驻华大使叫温称这些措施“非常崇高、宽大”,“印度政府应该予以接受,并采取同样措施”。(缅甸驻华大使叫温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1962年11月21日。)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华期间对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对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很大主动,这是明智的步骤。中国关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冲突的建议,我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1962年12月26日。)。这样,中国在政治上进一步取得了主动,而印度则陷入被动之中。

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第二,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

为推动中印边界问题和平解决,1960年4月,中国军队从东西两段的实际控制线单方面后撤20公里,使双方军队脱离接触,并且在撤出的地区停止巡逻。然而,印度却将中国的和平诚意视为软弱可欺。1961年,印军在西段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在中国军队后撤的地区相继建立了43个军事据点;在中段侵入中国乌热地区;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北推进,增设了许多哨所。中国政府多次要求印军退回实际控制线的印度一侧,印军拒不退出。因此,中国军队不得不在西段边界实际控制线的中国一侧重建哨所,恢复巡逻。随后,又在东段边界派驻了哨所。

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下,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决策,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对手,取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主动。

1962年10月20日是印度独立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第三,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政府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这三项建议于1962年10月24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国政府主动提出这三项建议,对在战场上已经取得重大胜利的中国军队来说,是一个重大让步。

1962年中印战争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印度人愚蠢的冒犯;中国人更有计划、更有效率,所以中国人成功了。从战术上说,中国在青藏高原有行动便利的优势;印度为了到达边界地区,不得不越过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中国有一个主要的战略劣势,即中国的基地非常远、连接不通畅。但是,大量的军队部署在xz处理内部问题,这个劣势被消除了。

从边界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双方后撤的决策也是必要的。如周恩来所说:“在有争执的边境地方,如果不使双方的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就很难避免冲突。”(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2年11月4日。引自《人民日报》1962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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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争进展太快,大大出乎敌我双方预料,战场一度出现混乱:印度侵略军后院起火,晕头转向,乱作一团。就连考尔中将也因信息不通,还乘坐前苏联先进的米-8直升飞机和美国军事顾问一起贸然视察亚东一线。刚下飞机,便遇上我军,差点当了俘虏。他们急忙扒上牛车仓皇逃命,丢下座机给我军当了战利品。

如何理解中国政府在边界谈判中坚持以恢复1959年11月7日双方的实际控制线为谈判的基础。这个问题,是中印边界第二次武装冲突后中国在谈判中与印度之间的一个重大分歧。印度方面坚持首先恢复因印军一再入侵而造成的1962年9月8日以前的边界全线状况,然后再举行会谈。

随着事件的进展,无能的军队领导层在NEFA地区将印度带入了一场灾难。中国人非常小心,在1962年10月发生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展开了对印度的攻击,取得了足够的领土来保护阿克赛钦公路。这就是今天的现状。边界现状符合中国人的利益。

10月23日,总理官方住所的哨兵看到一对年老的夫妇。很明显,这对夫妇来自德里附近的农村地区。他们要求见总理。哨兵以为这对夫妇是来上诉请愿的,所以将他们带去见官员。当看到老农为了保卫国家而拿出捐赠土地的契约,官员震惊了。老农妇也拿出了自己的珠宝,用于购买和中国人作战用的武器。

中印边界争议主要集中在拉达克北部的阿克赛钦边远地区。

前一天晚上,心烦意乱的尼赫鲁向全国发表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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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革命家 中国 边境 日记本 中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