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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子孙今何在:孙女拒绝接受日本老兵忏悔

文章作者:军事军史 上传时间:2019-12-06

赴前线时,她写了一首诗——《滨江述怀》:“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瘦李’就是赵一曼”

1950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赵一曼》在全国公映后,赵一曼这个名字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一时间人们争相传诵她的事迹。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的“宁儿”已经是21岁的小伙子了,他为这位宁死不屈的革命烈士深深感动和震撼,而他并不知道赵一曼就是自己的生身母亲。

她,就是赵一曼,就是“瘦李”,是四川宜宾出生的李坤泰,是李坤杰的幺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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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路高唱着《红旗歌》,一边昂然地说“为抗日斗争而死是光荣的!”,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赵一曼走上刑场时镇定自若,视死如归,许多老百姓掩面流泪,珠河县小北门响起了枪声,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英勇就义。时年31岁。

因为抗日期间何成湘曾在东北从事地下工作,江子能提起了李坤杰找妹妹李坤泰的事,问他在东北时知不知道李坤泰。何成湘笑了,对江子能说:“巧了,我也正想告诉你,电影《赵一曼》里面的主人公,就是姓李,也是四川人。我这次找你来,也是想请你回去查一查,四川是否有赵一曼这个人。”

赵一曼的一生很短,只有31年;她与爱人共度的时光更短,仅仅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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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李坤杰在寻找着她,她的名字叫李坤泰;丈夫陈达邦也在寻找着她,她的名字叫李一超;在东北抗日的战友们也在寻找着她,她叫赵一曼……

孩子和革命,赵一曼只能选择一个。她选择了后者。

全国解放后,任弼时的夫人、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四处寻找李一超的下落(当时他们不知道李一超在东北参加抗日斗争的化名叫赵一曼),并给党中央写信,说李一超留有一个孩子宁儿,寄养在长沙的伯父家。1950年,宁儿(陈掖贤)作为革命后代由党中央保送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就读。

1982年,陈掖贤因病去世,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家产,只有寥寥数行的几句话:“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给组织上添任何麻烦。以后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给国家添麻烦。记住,奶奶是奶奶,你是你!否则,就是对不起你奶奶。”陈红牢记父亲的话,多年来一直低调生活,从不向外人说自己的身世。1987年2月,陈红和爱人离开北京,到四川成都工作并照顾年迈的二姨奶奶。她认为,这里才是她此生的落脚之地。

就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老友何成湘来看望江子能。何成湘也是宜宾人,是江子能的老乡和入党介绍人,二人已经有20多年没有见面了。

子欲孝而亲不在

1935年秋,赵一曼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群众亲切称她“瘦李”“李姐”,而当地战士们则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日伪报纸也惊叹这位“红枪白马”的女军人。

在宜昌,赵一曼早产生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陈掖贤。不过,陈掖贤的名字是后来堂伯给起的,赵一曼只给孩子起了个乳名叫“宁儿”,取自她本名李坤泰时的字“淑宁”。直至牺牲,赵一曼都没来得及给自己孩子起个大名,在最后的遗书中,仍称儿子为“宁儿”。

“宁儿”出生

四川人、姓李、在东北从事抗日工作,李坤泰和赵一曼留存下来的信息有很多重合之处。特别是江子能说到李坤泰曾经在武汉黄埔军校女生队的经历时,何成湘眼前一亮,当年自己在与赵一曼的谈话中,她曾提到自己在武汉军校学习,有从军的经历。

江子能回到宜宾后,立刻把得到的情况告诉了李坤杰。李坤杰一边听一边掉泪:“赵一曼?我的幺妹会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她立刻把那张照片给何成湘寄去。

赵一曼就义前寄语小宁儿

“取大义,舍小我”,对于英雄来说,不是一时一刻的行为,而是贯穿终生的信条。

不久,赵一曼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到上海,开始了隐蔽的工作。她那时用的名字是李一超。“一超”是她在宜宾女中时给自己起的名字,放弃“李坤泰”的原名,表示与旧家庭决裂。当时,李一氓在上海负责党中央的保卫工作,赵一曼扮作他的妹妹,“李一超”和李一氓正好也像兄妹排序,这个名字就沿用了下来。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日伪军押往刑场。她神态安详,面带微笑,迎接生命最后时刻的到来。此刻,她想得最多的是亲人,离别八年的丈夫,年幼的宁儿,他们都生活得好吗?今生是没有见面的机会了。给年幼的儿子留点什么?在前往珠河的火车上,赵一曼向押解人员要来纸和笔,在短暂的时间内给幼小的儿子写下了两封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遗书——“亲爱的我的可怜孩子啊!……母亲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担任教养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郑双璧对李坤杰说,这张照片是二十多年前李坤泰在上海拍的,送给她的妹妹郑易楠。当时,李坤泰嘱咐一定要将照片设法转交给李坤杰。

郑双璧对李坤杰说,这张照片是二十多年前李坤泰在上海拍的,送给她的妹妹郑易楠。当时,李坤泰嘱咐一定要将照片设法转交给李坤杰。

全国解放后,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也一直在打听幺妹李坤泰的下落,赵一曼一直和二姐通信,直至1931去东北参加抗联化名赵一曼后与家人失去联系。1954年,李坤杰从四川省委有关领导那里得知电影上那个赵一曼姓李,是四川宜宾人。经过多方打听,又带着这张照片去访问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她们才证实照片上的母子就是李坤泰和她在宜昌生的儿子宁儿——陈掖贤。李坤杰很快找到了妹夫和儿子,与在北京国家机关工作的陈达邦及在人民大学读书的陈掖贤联系上了,当陈达邦和儿子从照片上看到坤泰的容颜,热泪盈眶,百感交集。

1982年,陈掖贤因病去世,没有给后人留下任何家产,只有寥寥数行的几句话:“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要给组织上添任何麻烦。以后自己的事自己办,不要给国家添麻烦。记住,奶奶是奶奶,你是你!否则,就是对不起你奶奶。”

不过,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还相当缺乏斗争经验,因为学生运动中张扬激进,她很快就被宜宾女中除名了。

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暨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诞辰100周年,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将推出电视文献纪录片《巾帼英雄——赵一曼》。2005年6月22日上午,赵一曼的孙女陈红和中央电视台的摄制人员一行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查找赵一曼唯一的儿子“宁儿”、陈红的父亲陈掖贤的学籍档案资料。随着赵一曼之子陈掖贤的学籍档案在人民大学档案馆的曝光,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英雄事迹,再一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这部取材于真实人物的电影,终于让剧中的赵一曼和真实世界中的亲人产生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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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赵一曼的丈夫陈达帮从莫斯科回国,父子二人在重庆团圆,他们四处打听赵一曼的下落,但是没有任何消息。

对于妹妹离家后的情况,李坤杰知之甚少。1926年,21岁的李坤泰在老家四川宜宾加入党组织,经党组织推荐,考上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来又到苏联学习,和一位姓陈的同志结婚,回国后到东北工作,从此便和家里失去了联系。

四川人、姓李、在东北从事抗日工作,李坤泰和赵一曼留存下来的信息有很多重合之处。特别是江子能说到李坤泰曾经在武汉黄埔军校女生队的经历时,何成湘眼前一亮,当年自己在与赵一曼的谈话中,她曾提到自己在武汉军校学习,有从军的经历。

陈红最后拿出一份已经破成两半的发黄的纸张,她说,这是童年时父亲亲手抄写的赵一曼给“宁儿”的遗书:“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她,就是赵一曼,就是“瘦李”,是四川宜宾出生的李坤泰,是李坤杰的幺妹!

赵一曼是四川宜宾人,原名李坤泰,又名李一超,我们现在对她惯称“赵一曼”是她在东北参加抗日斗争的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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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取材于真实人物的电影,终于让剧中的赵一曼和真实世界中的亲人产生了联系。

“找到了!太好了……”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的编导沈芳惊呼起来,摄像师的镜头随即对准了泛黄的档案薄,一行字迹清晰地显现:陈掖贤,男,1950-1954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

李坤杰没有找到陈达邦,她从有限的信息里一点点拼凑,倒是先找到了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陈琮英是任弼时的夫人,自然比陈达邦的公开信息要多得多。

幸福的时光如此短暂,分别来得实在太快。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李坤泰化名为赵一曼被党中央派往东北。1934年4月,她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举行的反日大罢工。1934年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特派员和妇女会负责人。1935年先后担任珠河区委书记和东北人民革命第三军一师二团政治委员。在1935年的一次战斗中,赵一曼中弹后在珠河县一农民家中养伤,被日军发现,战斗中再度负伤,昏迷被俘。日军用钢针刺伤口,用烧红的烙铁烙皮肉,也没能得到任何口供。

当时,那位日本老兵本以为可以得到赵一曼后人原谅,落个“功德圆满”,遂请来电视台全程跟踪拍摄,但结果他万万没想到。中方电视台还是将当时情景播了出去,人们得以看到,有着和赵一曼烈士一样外貌的后人,同样也有颗倔强的心。

血沃白山黑水的赵一曼,就是这样一位中国女性——一个被誉为“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的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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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儿!

1929年秋天,赵一曼受党中央委派到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工作,赵一曼化名姓高,与扮作教师的江西省委秘书王宏组成了一个家庭掩护机关工作。结果,刚到南昌不久,江西省委机关及其下属部分组织遭到国民党破坏,三百多名党员、团员、革命群众被杀害,赵一曼在王宏的掩护下侥幸脱险。

陈红现在在成都大件运输公司工作,她告诉记者,爷爷陈达帮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54年,父亲陈掖贤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业学院当教师。1982年8月在北京逝世,终年55岁。妹妹陈明一家现旅居匈牙利。

短短5个月,于敏“硬憋出来一个剧本”,电影随即开始拍摄,导演是沙蒙,赵一曼的扮演者是1932年就投身中央苏区瑞金、在战斗中成为红色明星的石联星。

李坤杰没有找到陈达邦,她从有限的信息里一点点拼凑,倒是先找到了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陈琮英是任弼时的夫人,自然比陈达邦的公开信息要多得多。

今天,在举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周年的时刻,我们默念着69年前抗日女英雄感人肺腑的遗言,那份催人泪下的感动,久久回荡在心中……

赵一曼以艺术形象被人们知晓,而她的真实经历,在电影上映数年后才逐渐被还原出来。

1951年,在四川省泸州市工作的李坤杰第一次在电影院观看了电影《赵一曼》。“赵一曼”这个陌生的名字,却让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自己失踪了二十多年的妹妹和“赵一曼”十分相像。

陈红告诉记者,当父亲陈掖贤得知赵一曼就是自己的母亲后,他来到母亲的出生地宜宾,抱着姨妈痛哭不已,并在自己的左手臂上刺青“赵一曼”三个字。从此以后,“赵一曼”这三个字和母亲坚强伟大的精神,伴随了陈掖贤的一生。当组织上通知他领母亲的抚恤金和烈士证时,陈掖贤说,“我知道赵一曼是我的母亲对我就是最大的安慰,抚恤金和烈士证我不会去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调到东北,在沈阳工厂中领导工人斗争。

1926年10月,北伐军光复武汉,国民革命的浪潮从珠江流域席卷到长江流域。黄埔军校政治科迁移至武昌,成立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就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1927年,党组织决定派赵一曼去苏联学习。1928年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赵一曼和同学陈达帮结为夫妻,婚后不久,已有身孕的赵一曼回国投入革命活动。1929年1月30日,赵一曼在湖北宜昌生下了儿子陈掖贤,这一天正是列宁逝世纪念日,儿子又孕于列宁的故乡,恰巧赵一曼的字叫“淑宁”,因此取乳名为“宁儿”,祈望儿子“安宁无事”。“宁儿”出生不久,赵一曼的地下党员身份暴露,母子二人不得不离开宜昌,一路辗转来到上海党中央所在地。1930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上,李一氓把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介绍给赵一曼认识,姑嫂相见,二人商量把“宁儿”送到武汉堂兄陈岳云家,并和儿子一起照了一张惟一的照片留作纪念。从此,不满周岁的“宁儿”离开母亲在长沙伯父家抚养。母子分别之际,赵一曼落泪了,她亲吻了宁儿,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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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亲情与革命

1954年1月,寻找赵一曼的不同线索终于有了一个交集。

当时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和本校一样,有大量的共产党员。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恽代英是校务委员,罗瑞卿是和赵一曼同期的黄埔学员。

老友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而这两个人热情寒暄之后,却不约而同地向对方打听起人来。

除了这些曾经见过赵一曼真容的人证,更重要的物证也被找到了。何成湘将他搜集到的赵一曼身世情况汇报给党组织,党组织随即进行了更周密的调查。

何成湘收到了李坤杰寄来的照片后,马上认出照片中人正是曾经在哈尔滨共同战斗的“李洁”,也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赵一曼。不过,“赵一曼”这个名字使用时,名字的主人是在抗联的部队中,与何成湘已经没有直接联系。所以,他虽然确信李坤泰就是赵一曼无疑,但并没有马上给出结论,而是展开了进一步的查证。

何成湘收到了李坤杰寄来的照片后,马上认出照片中人正是曾经在哈尔滨共同战斗的“李洁”,也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赵一曼。不过,“赵一曼”这个名字使用时,名字的主人是在抗联的部队中,与何成湘已经没有直接联系。所以,他虽然确信李坤泰就是赵一曼无疑,但并没有马上给出结论,而是展开了进一步的查证。

找到了陈琮英,自然也就找到了陈达邦父子。不过,此时陈达邦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正外派苏联。李坤杰出差匆忙,也没能见到陈掖贤,但妹妹留在人间的骨肉有了音信。一家人割不断的血缘重新连接上了。

“取大义,舍小我”,对于英雄来说,不是一时一刻的行为,而是贯穿终生的信条。

《赵一曼》这部影片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拍摄的。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人在东北接收了日本人的“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它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原址位于黑龙江省鹤岗市。

老友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题,而这两个人热情寒暄之后,却不约而同地向对方打听起人来。

1952年,何成湘曾专门到四川调查赵一曼的身世。只是,他对赵一曼赴东北前的经历所知不多,在四川的调查没有什么收获。

据李坤杰回忆,看过电影《赵一曼》,她曾经大胆设想过,赵一曼会不会就是妹妹李坤泰?但是这个念头仅仅一闪而过,毕竟赵一曼烈士是周总理亲自题字的抗日英雄,而李坤杰的内心深处,仍然希望自己的妹妹尚在人间。

根据日伪档案记载,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开往刑场的火车。她虽感到死亡迫近,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的神态。在生命最后时刻,她最为牵念的是唯一的儿子。她向看守人员要来纸和笔,写下了这封遗书。

只是,无论陈琮英还是陈达邦,对李一超赴东北之后的情况都一无所知,他们把李坤泰和李一超合并在了一起,但都无法证实她就是赵一曼的猜测。

那时《赵一曼》的观众,刚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苦难岁月。银幕上的赵一曼,凝聚着民族的苦难和不屈,让每个人为之感动落泪。

李坤杰对赵一曼的记忆基本上就止于她进入黄埔军校。在这之后,赵一曼遇到了她的爱人陈达邦。

赵一曼有唯一一个儿子陈掖贤,而陈掖贤有两个女儿,在一次采访中,她拒绝接受日本老兵的当面忏悔“你老了,要在良心上得到解脱,可我的国恨家仇怎么办?再说,贵国政府一向的态度,都使我不能接受你的忏悔。”

那时,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统治近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长期禁锢和统治人们的封建意识、封建陋习还没有革除。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中,裹脚仍是很多女孩子必须经历的一个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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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坤杰寻找妹妹没有任何头绪,倒是妹妹的一张照片,辗转二十多年终于出现在她的面前。

李坤杰的妹妹叫李坤泰。

如此多的“巧合”,让苦寻赵一曼多年未果的何成湘兴奋不已,李坤泰很可能就是赵一曼。他询问江子能是否有李坤泰的照片, 江子能说:“听说她姐姐有一张,我回去后就给你寄来。”

除了这些曾经见过赵一曼真容的人证,更重要的物证也被找到了。何成湘将他搜集到的赵一曼身世情况汇报给党组织,党组织随即进行了更周密的调查。

当时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收女学员,很难说是真的要培养能上阵杀敌的女战士、女将军,战争的血腥残酷就注定了男性是其中主要角色。但是,赵一曼后来能在白山黑水间带领队伍与日寇殊死搏杀,战绩卓著,这一段军校生涯应该有不小作用。

1934年春,赵一曼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铁北区区委书记。她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游击队,配合抗日部队作战。后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率部活动于哈尔滨以东地区,给日伪以沉重的打击。7月,她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中心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一度被抗联战士误认为是赵尚志总司令的妹妹。

在哈尔滨以东的珠河地区,当年和赵一曼朝夕相处的游击队员和乡亲们,看了照片都惊喜地喊道:“瘦李,她就是瘦李,就是赵一曼!”他们还向何家栋叙述了赵一曼如何精明能干,说话有时露出四川口音,能文能武,枪打得很准;说话声音很大,还说她如何不怕困难,不怕敌人;说她走时乡亲们如何舍不得她。

另一方面,李坤杰也在寻找着李坤泰的丈夫和儿子。这方面的信息她所知更少,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通过郑易楠等妹妹的同学、战友,她也只知道妹夫的名字叫陈达邦。茫茫人海中,找到陈达邦的希望十分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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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子能回到宜宾后,立刻把得到的情况告诉了李坤杰。李坤杰一边听一边掉泪:“赵一曼?我的幺妹会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她立刻把那张照片给何成湘寄去。

东北抗联著名将领、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冯仲云,向建立不久的东影厂建议,应该拍拍东北抗日联军:“冰天雪地里的英雄,值得用电影来表现啊!”他为东影厂讲述了赵一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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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给赵一曼裹脚,却被赵一曼几剪子剪掉了裹脚布,还当着客人的面在堂屋里洗脚,以示抗议。赵一曼的父亲李鸿绪曾说她“端女儿乃刚烈之女也。”

信确实送到了周总理的案头,但是他对这个叫李坤泰的女同志没有印象。不过,这位党的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对地下党员亲属的寻人来信非常重视,他把信转给了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蔡畅,请她帮助查询,仍然没有下落。

在英雄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之后,人们都迫切地想知道真实的赵一曼的情况。但是《赵一曼》的编剧于敏,更大程度上是“塑造”了这个人物,并不了解自己笔下人物的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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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赵一曼怀孕了,他们爱的果实即将降生,但莫斯科寒冷的天气,令本来就身体欠佳的赵一曼肺病加重。她感到自己无法再继续学业,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也会影响陈达邦的学业,便主动向旅莫支部书记提出:中断学业,回到中国去做一些实际工作。

就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的老友何成湘来看望江子能。何成湘也是宜宾人,是江子能的老乡和入党介绍人,二人已经有20多年没有见面了。

陈琮英也在寻找着赵一曼,不过,她找的人叫“李一超”——赵一曼参加革命后使用的化名。这个名字留下的信息更少。

赵一曼的孙女:有着一颗同样倔强的心

恰在此时,《工人日报》记者何家栋准备写赵一曼的报道,何成湘就把李坤泰的照片交给他,委托他带着照片到赵一曼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核实。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影片刻画的英雄形象相当成功,这部影片还为新中国捧回了第一个国际电影表演奖:在1950年捷克斯洛伐克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石联星获得优秀表演奖。

直到2005年,中央电视台拍纪录片《赵一曼》,摄制组几经周折找到了陈红,让她在片中读赵一曼留给她父亲的那封信。纪录片里记录下了这样一个镜头:面对亿万观众,陈红哽咽地念道——“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李坤杰的妹妹叫李坤泰。

“赵一曼”这个名字大多数人都很熟悉。但很少有人知道,“赵一曼”只是使用时间不长的多个化名之一,她原名李坤泰,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女学生;留学过苏联;在哈尔滨领导过工人罢工;英勇就义时,她除了是一名抗日英雄,还是一个八岁男孩的母亲……

赵一曼,便是如此的一个真英雄。

一份又一份的审讯记录,清晰而真实,记述了赵一曼与日寇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事迹。一张泛黄的照片附在一份审讯记录之后,那是赵一曼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的时候,被日本鬼子拍照留下来的——肉体的创伤使她显得有些痛苦,然而她又十分安详。那紧闭的嘴唇,那闪亮的眼睛,还和抱着孩子时照的相片一模一样,面部表情还是那样透着一股坚毅的力量。那是钢、是铁,是敌人永远无法摧垮的力量。

1942年,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从莫斯科回国,在重庆找到了已经14岁的儿子。儿子名叫陈掖贤,赵一曼在湖北宜昌生下了他不久之后,陈琮英和赵一曼一起,将陈掖贤托付给陈达邦的堂兄抚养。

陈红的这份倔强还体现在不遗余力地宣传赵一曼精神上。赵一曼是在东北参加抗日而牺牲的,东北人民对赵一曼格外敬重,经常有东北的单位请陈红去讲讲奶奶的故事和精神。每接到这样的邀请,陈红不计任何成本也要去。她经常在宣讲的现场被层层的人群围住,人们希望听到更多关于赵一曼的细节。每到这时,陈红内心就会充满力量——“奶奶是一个弱女子,甚至给自己取的字都为‘淑宁’,希望安宁平静地生活,但时代没有给她一个安宁的立锥之地。她没有屈服,而是选择了反抗,选择了一种为更多人的安宁而不惜牺牲的信念,成就了一项伟大的事业。”在一次次与奶奶的灵魂“对话”之后,陈红感到,任何时代都需要赵一曼这种敢于担当的信念。有了这份信念,一个人方能成为优秀的人,一个民族方能成为伟大的民族。

“赵一曼”是谁

◎赵一曼档案

几次险象环生的经历,让赵一曼不得不考虑儿子的安置问题。带着孩子,对地下工作是一个负担,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工作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任何一个母亲也不愿这种危险降临到孩子身上。

幸而,在李坤杰之外,还有人在寻找着赵一曼,那张照片最终把赵一曼和李坤泰联结在一起。

甚至在上世纪50年代初《赵一曼》这部电影感动全中国人之后的很多年里,都没有人知道“赵一曼”究竟是谁。

沿着“寻找英雄”的足迹,我们试着还原这位抗日女英雄真实的人生轨迹。

1927年,先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继而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大肆逮捕、屠杀中共党员。国共合作全面破裂,革命形势急剧恶化。武汉的党组织遭到残酷破坏。赵一曼不得不结束军校的学习,化装成逃难农妇到达上海。

赵一曼的儿子:不敢领母亲的烈士抚恤金

当时,四川省监察委员江子能要到北京开会,他和李坤杰是同乡,非常熟识。李坤杰托付江子能,在北京开会期间向与会者打听李坤泰的下落。

1935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腿部负伤后在昏迷中被俘。在狱中,受到日军酷刑折磨,但没说出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她坚贞不屈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

黄埔军校的学制只有两年,有很大的“速成班”色彩,而赵一曼的军校生涯还不到半年。

1936年8月2日

李坤杰、陈达邦、何成湘、郑易楠、陈琮英……许多在赵一曼生前曾经亲近和熟识的人们,这才得以把自己记忆里的不同阶段的“赵一曼”拼凑在一起,还原了她完整而真实的一生。

赵一曼留在世间的另一张照片,最终揭开了她的身世谜底。

赵一曼留在世间的另一张照片,最终揭开了她的身世谜底。

只是,无论陈琮英还是陈达邦,对李一超赴东北之后的情况都一无所知,他们把李坤泰和李一超合并在了一起,但都无法证实她就是赵一曼的猜测。

1927年9月,在上海吴淞口码头,赵一曼和40多名青年党员一同登上了一艘苏联商船。

如此多的“巧合”,让苦寻赵一曼多年未果的何成湘兴奋不已,李坤泰很可能就是赵一曼。他询问江子能是否有李坤泰的照片, 江子能说:“听说她姐姐有一张,我回去后就给你寄来。”

次年,在郑佑之和李坤杰的协助下,赵一曼从自己的封建家庭里逃了出来,到宜宾县城的女子中学插班读书。21岁时,赵一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时迁世易,今天陈红读起这封信,想起奶奶、想起父亲,依然不禁流泪。跟陈红共事二十多年的同事,因为在电视里看到这部纪录片才知道陈红是赵一曼的孙女。之后,一个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闻讯找到陈红,希望能够接受他的当面忏悔。陈红说:“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你老了,要在良心上得到解脱,可我的国恨家仇怎么办?再说,贵国政府一向的态度,都使我不能接受你的忏悔。”日本老兵又拿出钱来,对陈红进行经济补偿,陈红说:“这就更不行了,先生。我,赵一曼的孙女,怎么可能要日本人的钱呢!不但是我,就是别的中国人,也不会。金钱不能赎回战争的罪恶,请你收回去!”日本老兵悻悻而退。2008年年初,日本《朝日新闻》采访陈红,希望她到赵一曼的故居去做画面介绍。陈红说:“我听了你们的采访计划,表面上看是好的。可是,你们国家对侵华战争死不认罪的态度,你能如实报道吗?对不起,我不能接待你们。”

女子队共有195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军事院校女学员。赵一曼的军校同学黄静汶回忆,女生进校后统一剪短发,换男装,和男学员一样接受训练。

1951年,在四川省泸州市工作的李坤杰第一次在电影院观看了电影《赵一曼》。“赵一曼”这个陌生的名字,却让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自己失踪了二十多年的妹妹和“赵一曼”十分相像。

江子能口中的李坤泰,倒是与何成湘记忆中的赵一曼有不少共同点。

“由于奶奶到东北参加抗日工作,长期使用化名,我父亲一直不知道亲生母亲下落。只知道自己母亲很早就参加革命了。”直到1954年,陈红的二姨奶奶、赵一曼的二姐李坤杰经过不懈的努力,找到了赵一曼的战友、时任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的何成湘。何成湘见到李坤杰提供的赵一曼生前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那张母子合影后,最终确认赵一曼就是原名李坤泰、从巴蜀走出来的那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对于父亲而言,杳无音信的母亲终于‘回家’了。”陈红手捧着这张珍贵的合影,动情地讲述。

赵一曼10岁的时候,按照家乡的规矩,该裹脚了。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何成湘已经查找赵一曼的身世多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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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希望儿子一生安宁

“赵一曼”这个名字大多数人都很熟悉。但很少有人知道,“赵一曼”只是使用时间不长的多个化名之一,她原名李坤泰,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女学生;留学过苏联;在哈尔滨领导过工人罢工;英勇就义时,她除了是一名抗日英雄,还是一个八岁男孩的母亲……

即便家里摆着奶奶的雕塑,但每年清明和奶奶祭日,陈红都会和家人到翠屏山赵一曼雕塑前祭扫。“每到那里,心都特别安静,像触摸到奶奶的灵魂。”在家中,陈红给我看了父亲和她手抄的赵一曼临刑前的手书。三十多年过去了,纸张已泛黄变脆,可当时的笔迹依然清晰,那是两代人对前辈饱含深情而力透纸背的爱。故事就从这份手书讲起。

在军校中的赵一曼并没有留下多少记载,那时的同学也只对她留下了“对自己要求严格,学习刻苦”这样的泛泛回忆。

从不同方向上寻找赵一曼的人们互不知情,更不知道他们要找的就是同一个人。

两人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赵一曼的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学生证号为807。他们的课业繁重,有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游击战争,当然首先要过语言关。赵一曼从没接触过俄语,也是陈达邦从旁指导。

这一次,李坤杰没有找错人。

党员们每10人编成一个小组,统一行动。赵一曼所在小组的组长是陈达邦。

2014年,陈红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也有了外孙。这年8月初,我专程到成都采访她。走进陈红家,最显眼处摆着那尊汉白玉雕成的赵一曼雕塑,雕塑中,赵一曼的头发随风摆动,目光轻柔地看着脚下的土地。这样的眼神中,丝毫没有透露出她为这片土地所经受的惨无人道折磨的痛苦。

“九一八”之后,何成湘受党组织委派赴东北从事抗日工作,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省委代理书记,是赵一曼的上级领导,有过共同工作经历。赵一曼的英勇牺牲一直让他深切怀念,特别是电影《赵一曼》上映后,何成湘更有了还原赵一曼原型的念头。

只是,这些线索并不牢靠,陈琮英究竟是不是李坤泰的小姑子,李坤杰并不能确认,但她还是借着到北京出差的机会,通过朋友联系直接登门拜访。

两颗年轻的心碰撞出爱情的火花,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1928年4月,赵一曼和陈达邦结为夫妻。

陈红,1958年出生,四川省大件运输公司退休职工,赵一曼烈士的长孙女。赵一曼有两个孙女,一是陈红,二是在国外的陈明。陈红和奶奶赵一曼长得很像。矗立在四川宜宾翠屏山的赵一曼塑像,就是以陈红为原型塑成的。后来,赵一曼纪念馆专门制作了一件缩微版的赵一曼塑像送给她,陈红视其为珍宝,一直放在身边。

1951年,电影《赵一曼》公映。这部新中国最早拍摄的电影之一,轰动全国。

“父亲第一次见到奶奶写给他的遗书,是在1954年东北烈士纪念馆里。父亲看完大哭一场,手抄了一份留作纪念;多年后,又将他手抄的这封遗书交给我。回到家后,父亲用钢针蘸着蓝墨水在自己手臂上刺下三个字‘赵一曼’,也刻在了心里。那时,全国正在放映《赵一曼》的电影,父亲想去看,但每一次看又极为痛苦,尤其不忍心看自己母亲遭受的磨难。”

姐姐李坤杰在寻找着她,她的名字叫李坤泰;丈夫陈达邦也在寻找着她,她的名字叫李一超;在东北抗日的战友们也在寻找着她,她叫赵一曼……

何成湘记得赵一曼是四川人,曾用过“李洁”的化名,真名从未透露,只知道本姓李。“赵一曼”是加入抗联到前线参战之后的化名,因为作战机智英勇,颇有大将之风,有人说她是赫赫有名的抗联名将赵尚志的妹妹。赵一曼将错就错,干脆就姓了赵。

1952年,李坤杰由泸州回到家乡宜宾,在市妇联工作。一天,妹妹在宜宾女子中学的同学、好朋友郑双璧拿着一张两寸大的黑白照片,敲响了李坤杰家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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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一个面容清秀的年轻女子,抱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坐在一张藤椅上,淡淡地笑着。

那时《赵一曼》的观众,刚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苦难岁月。银幕上的赵一曼,凝聚着民族的苦难和不屈,让每个人为之感动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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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值新中国刚刚成立,很多报纸上都开辟了寻人启事的专栏。人们在欢庆胜利之余,最大的愿望就是寻找自己在战乱中失去联系的亲人和朋友。李坤杰一见到解放军,只要是外省来川的,她就要提到寻找妹妹的事情,请求他们帮忙寻找。而她除了提供妹妹上学时的学名李淑宁和一些粗略的革命经历外,甚至连一张妹妹的照片都没有。

李坤杰这边也没有放弃打听和寻找。她一边等着何成湘的回信,一边写信向郑双璧的妹妹郑易楠打听李坤泰的消息。这时,郑易楠已经在西安工作了。不久,郑易楠回了信:

船从上海航行到苏联要一个多月。赵一曼一路饱受晕船之苦,也一路得到陈达邦的悉心照顾。

据李坤杰回忆,看过电影《赵一曼》,她曾经大胆设想过,赵一曼会不会就是妹妹李坤泰?但是这个念头仅仅一闪而过,毕竟赵一曼烈士是周总理亲自题字的抗日英雄,而李坤杰的内心深处,仍然希望自己的妹妹尚在人间。

何成湘记得赵一曼是四川人,曾用过“李洁”的化名,真名从未透露,只知道本姓李。“赵一曼”是加入抗联到前线参战之后的化名,因为作战机智英勇,颇有大将之风,有人说她是赫赫有名的抗联名将赵尚志的妹妹。赵一曼将错就错,干脆就姓了赵。

从信中的口气看,李坤泰似乎和周恩来很熟悉。李坤杰顺着这点信息,干脆给周总理写了封信。

妹妹是否还在人间?那个小男孩又在哪里?线索到这里又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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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确实送到了周总理的案头,但是他对这个叫李坤泰的女同志没有印象。不过,这位党的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对地下党员亲属的寻人来信非常重视,他把信转给了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蔡畅,请她帮助查询,仍然没有下落。

但是在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抗日战场上,有这样一批中国女性没有走开。她们离家别子,奔赴沙场,用鲜血和生命,展示着女性的坚强和勇敢。

一份又一份的审讯记录,清晰而真实,记述了赵一曼与日寇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事迹。一张泛黄的照片附在一份审讯记录之后,那是赵一曼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的时候,被日本鬼子拍照留下来的——肉体的创伤使她显得有些痛苦,然而她又十分安详。那紧闭的嘴唇,那闪亮的眼睛,还和抱着孩子时照的相片一模一样,面部表情还是那样透着一股坚毅的力量。那是钢、是铁,是敌人永远无法摧垮的力量。

赵一曼回国后,在上海、宜昌、南昌等地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赵一曼找到组织主动要求去抗日一线,理由是她在军校学过军事,能带兵打仗!

《赵一曼》这部影片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拍摄的。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人在东北接收了日本人的“满洲映画株式会社”,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它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原址位于黑龙江省鹤岗市。

——赵一曼写给儿子的信

李坤杰这边也没有放弃打听和寻找。她一边等着何成湘的回信,一边写信向郑双璧的妹妹郑易楠打听李坤泰的消息。这时,郑易楠已经在西安工作了。不久,郑易楠回了信:

甚至在上世纪50年代初《赵一曼》这部电影感动全中国人之后的很多年里,都没有人知道“赵一曼”究竟是谁。

从信中的口气看,李坤泰似乎和周恩来很熟悉。李坤杰顺着这点信息,干脆给周总理写了封信。

东北抗联著名将领、时任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冯仲云,向建立不久的东影厂建议,应该拍拍东北抗日联军:“冰天雪地里的英雄,值得用电影来表现啊!”他为东影厂讲述了赵一曼的故事。

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赵一曼经过党组织的推荐,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子队。同年入学的学生共1000多人,被称为“黄埔六期”。

李坤杰拿过照片,顿时泪如雨下。照片中人,正是她失散了20多年、日思夜想的妹妹。那个小男孩,是李坤泰刚满周岁的儿子,自己的外甥。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白杨嘴。赵一曼有五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与二姐李坤杰感情最好。在李坤杰的记忆里,赵一曼天生就有一股追求自由的“拧劲儿”。

当时,四川省监察委员江子能要到北京开会,他和李坤杰是同乡,非常熟识。李坤杰托付江子能,在北京开会期间向与会者打听李坤泰的下落。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何成湘已经查找赵一曼的身世多年了。

在军校学习两年后,由于表现优异,组织又派她去苏联学习。1927年9月,在上海吴淞码头,赵一曼和四十多名共产党员一同登上苏联商船。正是在这艘船上,赵一曼与丈夫陈达邦相遇。

另一方面,李坤杰也在寻找着李坤泰的丈夫和儿子。这方面的信息她所知更少,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通过郑易楠等妹妹的同学、战友,她也只知道妹夫的名字叫陈达邦。茫茫人海中,找到陈达邦的希望十分渺茫。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壮烈牺牲于日军的屠刀下,年仅31岁。

照片上,一个面容清秀的年轻女子,抱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坐在一张藤椅上,淡淡地笑着。

在上海的时候,我和淑宁经常见面,帮助她解决过不少生活上的困难。我们一边抱着孩子玩儿,一边摆龙门阵。她经常提到周恩来的名字,总是“恩来”长、“恩来”短。有一次,有半个多月不见她来了,我们正担心她出了什么事,她突然抱着孩子闯进屋来了。只见她满头大汗。神色慌张,把孩子往我怀里一塞说:“我患虎烈拉了(暗语,暴露了身份,被敌人追捕),要马上住医院。”说完她转身就走了。后来,党中央派她去南昌江西省委机关工作,以后就失去了联系。

在上海的时候,我和淑宁经常见面,帮助她解决过不少生活上的困难。我们一边抱着孩子玩儿,一边摆龙门阵。她经常提到周恩来的名字,总是“恩来”长、“恩来”短。有一次,有半个多月不见她来了,我们正担心她出了什么事,她突然抱着孩子闯进屋来了。只见她满头大汗。神色慌张,把孩子往我怀里一塞说:“我患虎烈拉了(暗语,暴露了身份,被敌人追捕),要马上住医院。”说完她转身就走了。后来,党中央派她去南昌江西省委机关工作,以后就失去了联系。

“赵一曼”是谁

1930年,赵一曼抱着儿子,在上海拍摄了一张合影,然后,她找到陈琮英,和她一起把儿子送到了武汉陈达邦的堂兄家里,由他们代为抚养。

1951年,电影《赵一曼》公映。这部新中国最早拍摄的电影之一,轰动全国。

沿着“寻找英雄”的足迹,我们试着还原这位抗日女英雄真实的人生轨迹。

“父亲一生一直牢记着奶奶遗书中对他的嘱托,他学习成绩优秀,考入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时,周恩来总理对他很关心,经常去看他。按照父亲的专业完全可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外交家,但父亲觉得那时祖国更需要的是工业建设,于是他就去北京工业学校(后改成北京机电研究院)工作。我们做子女的能看出,虽然父亲在自己母亲怀抱里的时光极其短暂,但父亲对奶奶的感情极其深厚。后来,党和政府要给父亲发赵一曼的烈士抚恤金。他说:‘我不要,妈妈的鲜血钱,我是用它来吃还是来穿?’这样,他连烈属证也没有办,任何待遇也没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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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作家于敏被指定写《赵一曼》剧本。可是于敏连赵一曼的照片也没见过,就是冯仲云也仅见过赵一曼一面,甚至描绘不出她的相貌。于敏只好寻求“第三手材料”,而最大的收获,来自抗联女战士、后来担任过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敏。她向于敏忆述抗联战士怎样行军,怎样宿营,怎样在山里染布缝军衣,怎样在冰天雪地中找食物、吃乌拉草皮,这构成了于敏笔下赵一曼的战斗场景。

这一次,李坤杰没有找错人。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因为抗日期间何成湘曾在东北从事地下工作,江子能提起了李坤杰找妹妹李坤泰的事,问他在东北时知不知道李坤泰。何成湘笑了,对江子能说:“巧了,我也正想告诉你,电影《赵一曼》里面的主人公,就是姓李,也是四川人。我这次找你来,也是想请你回去查一查,四川是否有赵一曼这个人。”

信中的宁儿,是赵一曼唯一的儿子,大名陈掖贤。1929年1月21日出生在湖北宜昌,这一天是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日,所以赵一曼给他起名为“宁儿”,并希望儿子一生安宁。然而,赵一曼自己短暂而壮烈的一生,却历经坎坷和磨难,与安宁无缘。

找到了陈琮英,自然也就找到了陈达邦父子。不过,此时陈达邦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正外派苏联。李坤杰出差匆忙,也没能见到陈掖贤,但妹妹留在人间的骨肉有了音信。一家人割不断的血缘重新连接上了。

1905年10月25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宜宾县城几十公里开外的小山村,原名李坤泰。20岁时,她已成长为宜宾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1925年五卅运动之际,她带领两千多名学生参加反帝爱国斗争游行,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黄埔军校第六期决定招收女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军事院校第一次招收女生,赵一曼得知后报名。因为之前丰富的斗争经历,赵一曼顺利得以录取,全家人在宜宾合江码头为她送行。这一走,她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陈掖贤在回忆母亲的文章中写道,父亲回忆起和母亲在莫斯科时的生活,曾经感慨地说,“那的确是很踏实、很幸福的一段时光”。结婚那年的暑期,两人一同到克里米亚海滨休假,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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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赵一曼离开了满是柔弱之气的女子中学,转而进了更符合她性格特质的学校——黄埔军校。

恰在此时,《工人日报》记者何家栋准备写赵一曼的报道,何成湘就把李坤泰的照片交给他,委托他带着照片到赵一曼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核实。

赵一曼回国后,先在党中央工作,后来中共中央派她到湖北宜昌建立联络站,接应和安排西南各地往返于上海之间的同志。

1928年4月,经党组织批准,他们在莫斯科结婚。由于学习和生活异常艰苦,赵一曼身患肺病。这年暑假,陈达邦陪伴她到苏联的克里米亚海滨疗养,共同度过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为向党组织汇报情况,赵一曼只能怀抱幼儿返回上海。而此时的她身无分文,只能用陈达邦送的怀表换了一张船票。

陈琮英也在寻找着赵一曼,不过,她找的人叫“李一超”——赵一曼参加革命后使用的化名。这个名字留下的信息更少。

赵一曼回国后,曾短暂借住在好友、地下党员郑易楠的家里。据郑易楠回忆,赵一曼曾说起,陈达邦也想回国,她不同意,陈达邦想要送她回国,她也不同意,就让陈达邦在苏联好好学习,以后有机会再回国。陈达邦拗不过她,只能把身上最值钱的一块怀表和一枚金戒指给了赵一曼,让她遇到难处时应急。

赵一曼(1905年10月—1936年8月),原名李坤泰,四川省宜宾县白花镇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民族英雄。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

何家栋找到了当年赵一曼从医院里出逃时用马车送她的车主魏玉恒。魏玉恒一眼就认出了当年那个满身是伤的女共产党员,就是照片中的清秀女子,他立刻大声说:“是她,没错!”

李坤杰寻找妹妹没有任何头绪,倒是妹妹的一张照片,辗转二十多年终于出现在她的面前。

只是,这些线索并不牢靠,陈琮英究竟是不是李坤泰的小姑子,李坤杰并不能确认,但她还是借着到北京出差的机会,通过朋友联系直接登门拜访。

何家栋找到了当年赵一曼从医院里出逃时用马车送她的车主魏玉恒。魏玉恒一眼就认出了当年那个满身是伤的女共产党员,就是照片中的清秀女子,他立刻大声说:“是她,没错!”

剧作家于敏被指定写《赵一曼》剧本。可是于敏连赵一曼的照片也没见过,就是冯仲云也仅见过赵一曼一面,甚至描绘不出她的相貌。于敏只好寻求“第三手材料”,而最大的收获,来自抗联女战士、后来担任过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李敏。她向于敏忆述抗联战士怎样行军,怎样宿营,怎样在山里染布缝军衣,怎样在冰天雪地中找食物、吃乌拉草皮,这构成了于敏笔下赵一曼的战斗场景。

1933年,赵一曼任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同年4月,参加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斗争。

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哈尔滨公安局还保留着当年日军审讯赵一曼的两册尘封档案,里面记载了赵一曼被日寇杀害的全部过程,烙铁烫、灌汽油、施以电刑……

妹妹是否还在人间?那个小男孩又在哪里?线索到这里又中断了。

从不同方向上寻找赵一曼的人们互不知情,更不知道他们要找的就是同一个人。

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一世忠贞新故国,满腔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哈尔滨公安局还保留着当年日军审讯赵一曼的两册尘封档案,里面记载了赵一曼被日寇杀害的全部过程,烙铁烫、灌汽油、施以电刑……

陈达邦是黄埔五期学员,算是赵一曼的“学长”,但此前并不相识。两人的爱情就是从这艘船上开始的。

血沃白山黑水的赵一曼,就是这样一位中国女性——一个被誉为“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的女英雄。

战争让女人走开,因为在战争中,女人一直被当作弱者。

在哈尔滨以东的珠河地区,当年和赵一曼朝夕相处的游击队员和乡亲们,看了照片都惊喜地喊道:“瘦李,她就是瘦李,就是赵一曼!”他们还向何家栋叙述了赵一曼如何精明能干,说话有时露出四川口音,能文能武,枪打得很准;说话声音很大,还说她如何不怕困难,不怕敌人;说她走时乡亲们如何舍不得她。

李坤杰拿过照片,顿时泪如雨下。照片中人,正是她失散了20多年、日思夜想的妹妹。那个小男孩,是李坤泰刚满周岁的儿子,自己的外甥。

在黑龙江省档案馆,一个个日伪档案卷袋被仔细核对,最终整理出赵一曼被捕后的全部情况记载。

幸而,在李坤杰之外,还有人在寻找着赵一曼,那张照片最终把赵一曼和李坤泰联结在一起。

“九一八”之后,何成湘受党组织委派赴东北从事抗日工作,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省委代理书记,是赵一曼的上级领导,有过共同工作经历。赵一曼的英勇牺牲一直让他深切怀念,特别是电影《赵一曼》上映后,何成湘更有了还原赵一曼原型的念头。

父子二人四处打听李一超的下落,但是没有任何消息。新中国成立后,在陈琮英的协调下,党组织也曾向宜昌做过李一超的调查,仍是没有结果。他们都认为李一超早已牺牲。陈琮英向党中央打报告,安排陈掖贤作为烈士遗孤到人民大学学习。

在英雄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之后,人们都迫切地想知道真实的赵一曼的情况。但是《赵一曼》的编剧于敏,更大程度上是“塑造”了这个人物,并不了解自己笔下人物的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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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李’就是赵一曼”

短短5个月,于敏“硬憋出来一个剧本”,电影随即开始拍摄,导演是沙蒙,赵一曼的扮演者是1932年就投身中央苏区瑞金、在战斗中成为红色明星的石联星。

江子能口中的李坤泰,倒是与何成湘记忆中的赵一曼有不少共同点。

赵一曼的大姐夫郑佑之是中共四川省委川南党组织的创建人,也是赵一曼的革命领路人。她自小在郑佑之主持的新式学堂里上学。1924年,19岁的赵一曼加入共青团,二姐李坤杰也成了她发展的团员。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1936年8月2日”

陈达邦1900年生于湖南长沙一书香门第,与任弼时是同学,他的妹妹陈琮英后来成为了任弼时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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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1月,怀有身孕的赵一曼告别了陈达邦,与五位同志一起踏上了回国的艰难旅程。对于这段经历,赵一曼曾对郑易楠回忆,为了避开敌人的严密盘查,虽有火车,但不能坐,他们扮成被驱逐出苏联的华侨,还用绳子捆起来推出国境线。他们徒步穿过冰天雪地的国境线奔回祖国,她的脚也冻了,手也冻了,要爬着走,又怀着小孩,反应也很大,这孩子命大,居然在肚子里安然无恙。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对于妹妹离家后的情况,李坤杰知之甚少。1926年,21岁的李坤泰在老家四川宜宾加入党组织,经党组织推荐,考上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来又到苏联学习,和一位姓陈的同志结婚,回国后到东北工作,从此便和家里失去了联系。

赵一曼临刑前,她还写下了这样一段字:“亲爱的我的可怜的孩子,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我的孩子自己好好学习,就是母亲最后一线希望。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在临死前的你的母亲。”

1954年1月,寻找赵一曼的不同线索终于有了一个交集。

战争让女人走开,因为在战争中,女人一直被当作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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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从莫斯科回国,在重庆找到了已经14岁的儿子。儿子名叫陈掖贤,赵一曼在湖北宜昌生下了他不久之后,陈琮英和赵一曼一起,将陈掖贤托付给陈达邦的堂兄抚养。

赵一曼以艺术形象被人们知晓,而她的真实经历,在电影上映数年后才逐渐被还原出来。

1952年,李坤杰由泸州回到家乡宜宾,在市妇联工作。一天,妹妹在宜宾女子中学的同学、好朋友郑双璧拿着一张两寸大的黑白照片,敲响了李坤杰家的大门。

上海同样笼罩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之中。为保存力量,党中央选派年轻党员前往苏联留学。

影片刻画的英雄形象相当成功,这部影片还为新中国捧回了第一个国际电影表演奖:在1950年捷克斯洛伐克第5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上,石联星获得优秀表演奖。

13岁的女孩,已经流露出了性子里的倔强和刚烈。

此时,国内急需女干部,组织安排她提前回国工作。肺病未好,又身怀六甲,但赵一曼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临行前,陈达邦将自己的怀表送给她,二人从此永别。

1952年,何成湘曾专门到四川调查赵一曼的身世。只是,他对赵一曼赴东北前的经历所知不多,在四川的调查没有什么收获。

1932年,赵一曼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

赵一曼13岁时,李鸿绪病逝,大哥大嫂成了一家之主,他们管束不了赵一曼,就准备给她找个婆家嫁出去。谁知媒婆刚上门,赵一曼割了一把浑身利刺的藿麻,指着媒婆说:“如果再来管我的事,我就用藿麻收拾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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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抗日战场上,有这样一批中国女性没有走开。她们离家别子,奔赴沙场,用鲜血和生命,展示着女性的坚强和勇敢。

当时正值新中国刚刚成立,很多报纸上都开辟了寻人启事的专栏。人们在欢庆胜利之余,最大的愿望就是寻找自己在战乱中失去联系的亲人和朋友。李坤杰一见到解放军,只要是外省来川的,她就要提到寻找妹妹的事情,请求他们帮忙寻找。而她除了提供妹妹上学时的学名李淑宁和一些粗略的革命经历外,甚至连一张妹妹的照片都没有。

在黑龙江省档案馆,一个个日伪档案卷袋被仔细核对,最终整理出赵一曼被捕后的全部情况记载。

1934年,赵一曼从哈尔滨奔赴珠河抗日游击区。由她任政治部主任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英勇善战,威震珠河。在游击区,赵一曼闻名遐迩,“哈东二赵”(赵一曼和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成为日寇眼中的最大威胁。日寇千方百计要抓捕她。1935年11月14日,由于战斗中受伤昏迷,赵一曼不幸被俘。凶残的日寇对赵一曼持续刑讯,但从赵一曼嘴里抠出的话只有一句——反满抗日,就是我的目的、主义、信念……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刑讯,赵一曼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仍心存幻想的日寇把她押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抢救,当时拍的X光片显示:被七九式步枪子弹击穿的大腿骨碎成24片,满身伤痕累累。后来,日寇又对赵一曼实施了各种惨绝人寰的刑讯手段……新中国成立后,绰号“活阎王”的用刑主凶之一吴树桂供述:“赵一曼简直就是一块铁……”档案记载,直到牺牲,日寇也没弄清赵一曼的真实情况。“我奶奶曾向他们称是湄州人,其实那是奶奶家乡一句自嘲的玩笑,小孩遇到倒霉事,常自嘲‘走湄州’了。”陈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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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便是如此的一个真英雄。

母亲和你在生前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父子二人四处打听李一超的下落,但是没有任何消息。新中国成立后,在陈琮英的协调下,党组织也曾向宜昌做过李一超的调查,仍是没有结果。他们都认为李一超早已牺牲。陈琮英向党中央打报告,安排陈掖贤作为烈士遗孤到人民大学学习。

链接:临刑时刻,赵一曼最牵念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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