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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后自寻短见的高等将领大盘点(至2004年卡塔

文章作者:军事军史 上传时间:2019-11-08

余洪信案交给了公安部的乌国庆。乌国庆,蒙古族人,1936年出生于内蒙,1950年14岁进承德医专少数民族班学习战场救护。因为计划改变没有去抗美援朝,而在承德学医。1955年8月,他被选送上海司法部法医研究所法医专业,第二年考入司法部办的研究生班,1960年分配到司法鉴定研究所,1962年调公安部,是当时公安部少数具有高学历的刑侦专家,出任过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大要案处处长、刑事技术高级工程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及中国刑警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协会副理事长。凡公安部挂号的大案他几乎都参与过侦破。

20、姬鹏飞:2000年2月服药自尽(疑似),终年90岁
1926年入西北军,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加入工农红军。抗战期间任新四军一师三旅政委兼第四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期间任三野第七兵团(后兼浙江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副兵团职,建国后调外交部工作,按资历相当于中将以上。1999年,其子姬胜德因出卖军事情报,巨额受贿等罪名被判死缓,据说姬出面要求减罪而未果,最后选择自尽。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军队进入一级战备。余洪信的长处就是带兵打仗,越难打的仗越显示他的能力,但部队却迟迟没有来替换他。虽说巴盟也算前线,但总不能让他指挥“锅碗瓢盆”啊,余洪信越来越焦躁不安。10月9日,63军向团以上干部传达“九一三”事件。

18、徐海涛:1976年10月自杀
原任上海警备区某后备师政委,文革中兼任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组长后,得到张春桥的赏识,升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政委,少将级。以后又跟随张赴京任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直到1976年10月7日上午,仍在组织对保卫部部长史进前的批斗,没想到当天下午就风云突变,总政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宣布昨天四人帮已束手就擒,当天晚上徐自尽而亡。

敲门没有人应,也没有人开灯,余洪信等了一会,转身又去敲63军政治委员曹步墀的家门。曹步墀爱人邢玉荣不知道怎么回事,坐起来一把拉开了灯。余洪信冲着亮着灯的窗户连打九枪,邢玉荣当场死亡。正在床上睡觉的曹步墀是战争年代过来的人,抗美援朝立过特等功,他见势不妙,一骨碌滚到床下躲藏起来,毫发未伤。

邹大鹏(中调部常务副部长),一直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抗战胜利后以“山东八路军海上挺进东北先遣支队司令部” 的名义潜入东北活动,后任东北局社会部部长,建国后任情报总署署长,军委联络部部长,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如果授衔的话大致为中将级。文革开始后中调部部长孔原被打倒,周恩来指定邹任业务组负责人,1967年4月28日深夜,康生亲自打电话给邹,长谈近2个小时后,邹与妻子两人双双自裁,直到1979年2月平反昭雪。

军部大院的夜半枪声

其他

在麦地里双枪自杀

14、齐勇:1968年7月1日自杀,终年53岁
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入团,开国少将。红军时期任红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五团营长,参加了长征。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教导团连长,新四军第五师十五旅四十五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湖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解放后任南海舰队副司令员、国家海洋局局长。1967年春,海军党委在扩大会议上将齐勇划为肖劲光、苏振华一派加以斗争,次年1月被隔离审查,7月1日在京自杀身亡。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海军党委为齐勇平反昭雪,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德生1971年1月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1972年3月兼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历史上北京军区这两位现任主官都与北京军区和北京军区的老部队63军无缘。63军军长阎同茂是河北深县人,与余洪信是老乡。他1966年7月任63军副军长,1970年12月任63军军长,和余洪信共事时间比较长,对余洪信的历史和性格都比较熟悉。但也许正因为此,他更不敢替余洪信说话。

3、高岗,1954年8月服安眠药自杀,终年49岁。
1926年入党,红军期间最高任至红十五军团副政治委员,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抗战期间任西北局书记,解放战争期间任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建国后任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相当于元帅级别。
1954年被定位“高饶反党联盟”主犯后自杀,由于是邓首告后定下的铁案,所以定性长期未改,但近年来允许在小范围内恢复名誉,据称在某些纪念场合已重新称为“同志”。现在看来,高反毛是无稽之谈,反刘确有其事,反周则首鼠两端,因为真正反周的是毛(毛当时的名言有:西花厅车水马龙,颐年堂门可罗雀)。高主观上不反周,甚至还为周说过好话,死前的托孤信也是写给周的;但客观上却被毛利用来反周(出任与政务院平行的计划委员会主任后把周的经济大权几乎抽空)。高的悲剧在于根本没有参透毛的帝王心术,毛对高当然是有猜忌的,包括高与彭、林两大军头之间异常的亲密关系,以及高与苏联之间的“水乳交融”,都在政治上犯了大忌。但本质上毛并不想致高于死地,高是他牵制刘、周的棋子,更是将来用以与邓玩平衡的好牌,只是他需要高留下“犯错误”的把柄在手,这样以后才能如臂使指,放心使用,不料高被逆风一吹就整个垮掉,毛的备胎与后手只剩下林了。

1969年,乌国庆下放到黑龙江劳动三年。1972年西安人民大厦发生一起跳楼自杀案,经总理亲自批文,乌国庆回到北京。两个月后他被抽去搞余洪信案。案情重大、绝无仅有,中央要求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那时真有点草木皆兵,全国到处都是线索,纷纷报告发现了余洪信。只要有重要线索乌国庆就要赶去查看。

8、杨文安:1967年6月17日自杀,终年55岁
1955年授衔大校,1961年晋升少将,杨文安1937年才入党,1939年参加山西新军,解放战争时期任一野一军副参谋长,解放后升参谋长并入朝参战,回国后任空军高炮指挥部副司令员,空军技术部副部长。“文革”期间,杨被打成“假党员”、“特务”,1967年6月17日在北京自杀,1979年,总政治部为他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

通缉令中有一段话:“头顶稍后有拇指大的一块伤疤没头发……喉头下方偏右有子弹伤痕……右肩有伤痕,比左肩低。”余洪信头部的弹片始终未能取出,每逢阴天下雨就会头疼。英雄的骄傲和弹片的折磨,或许加重了他性格中的刚烈和暴躁。

4、阎红彦,1967年1月8日服安眠药自杀,终年58岁
1925年入党,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一支队长、总指挥,上将。陕甘红军元老之一贺晋年因涉高岗案,55年评衔时最初只定了大校,后来据说毛发了话,才提了一级授少将。而为了服众,只能把比贺更资深的阎红彦抬出来作为陕甘红军的代表。阎当时已转至地方工作,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1952年没有被评军队级别,这次授上将衔后,又加派为成都军区第一副政委。
文革开始后阎红彦遭造反派围攻,尤其是1967年1月后全国掀起了夺权风暴,为躲避揪斗阎躲进了昆明军区,随后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问罪电话就打到了昆明,陈说:“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负责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你这么害怕群众, 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时在1月8日凌晨,两人大吵一通后,据说阎红彦便愤然服安眠药自杀,并留下遗言称“我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 不过现在的说法又发生了改变,阎并非自杀,而是接了陈伯达这个电话后心脏病猝发去世的,这个版本也得到其后代的大力鼓吹,因为自杀虽然不如以前上纲到叛党叛国,但名声毕竟不佳,而受文革小组与四人帮迫害致死则好听很多。

是不是从这时余洪信就堕落下去,不得而知,从此他的脾气更加暴躁。他到五原县复兴公社,看见办公室几个人正在打扑克,顿时大怒:“上班竟敢打扑克,谁给你们的胆子?都给我捆起来!”连闻讯赶来的公社领导也不由分说,统统被押进县城大牢,成了囚犯,小县城一时轰动。余洪信不仅当众辱骂地方党政领导,甚至还非法捆绑、扣押、打骂群众,强奸、污辱妇女。对余洪信的种种恶行,老百姓敢怒不敢言。

此时63军军部大乱,余洪信又打伤了正在打电话报告情况的通信员张彦平。负责首长小院保卫的保卫干事循着枪声跑过来,问“谁啊”?话音未落,余洪信的枪就响了,没有打到。保卫干事是最后一个看见余洪信的人。

10、陈昌浩:1967年7月30日服安眠药自杀,终年61岁
中共史上最为大起大落的人物之一,1930年11月从苏联回国后,历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委员、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川陕苏区创建人之一。1936年,红四方面军主力组成西路军,由陈昌浩统帅,西渡黄河,希望占领甘肃和宁夏,结果因为延安的遥控指挥朝三暮四,使西路军进退失据,在河西走廊遭马家军围歼后几乎全军覆没,而3月底,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将西路军严重失败的原因归于没有克服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陈昌浩1937年8月下旬才潜回延安,被降职为中宣部的一个科长,后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苏联治病,曾参加苏联卫国战争,后在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从事翻译工作,他多次打报告要求回国参战而未果,直到1951年才获批返国,任中央马列学院副教育长和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文革开始后万念俱灰,最后在1967年7月30日深夜选择服安眠药自杀。按陈四方面军的资历应为元帅级,但后面一路走低,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也毫无表现,如果留在军内至多是少将了。

不管哪一种说法,余洪信盗了枪又返回家中,或许他还不想立即杀人,但这两支上满子弹的手枪肯定不是吃素的。老婆的喊叫,让余洪信开了杀戒,随后他提着枪从家中跑出来,直奔63军军长阎同茂家。

张霖之(煤炭工业部长)被毛点名为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当权派代表,1967年1月22日被造反派打死,但当时的验尸报告上写着自缢而亡。张曾任冀鲁豫军区政委,华东野战军十一纵队政委,二野第五兵团副政委,副兵团级,相当于中将级。

石家庄是全国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电影《解放石家庄》攻城的镜头中就有余洪信在枪林弹雨中冲锋。抗美援朝金城战役中,有人说余洪信是奇袭白虎团的尖刀营营长,在2小时40分内,穿插营在敌人心脏穿插前进9公里,战斗10余次,直捣白虎团团部。战后“白虎团”因丢失军旗被解散。

13、刘培善:1968年5月8日自缢,终年56岁
1929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入党,开国中将。红军长征时期留在湘赣边界开展游击战争,任湘赣省委常委、湘赣游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抗战期间转赴新四军,任至第1师2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政治委员、三野10兵团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在福建军区工作,历任副政委、第二政委。
文革开始后他先是在江西支左,结果被认为支持了“保皇派”而被毛点名“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反派将其绑架后押解入京批斗,刘中途逃脱。但回福建军区后在保韩(先楚)的“八·二九”与反韩的革造会/军造会之间又选择了后者,惹恼了韩先楚。1968年4月北京福建学习班在后勤学院大礼堂召开福州军区党委扩大会,在京常委及军区一批军师级干部集体参加。4月25日,韩先楚在会上宣读一封对刘培善的检举信,刘被批为“阴谋家”、“野心家”、“杨成武代言人”、“军造会后台”、“反韩乱军夺权”,批斗过程中还有人往刘腰上打了一拳。此后筹备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时,未安排刘培善的位子而是考虑调他去云南任职,周恩来专门嘱咐韩要跟刘通气,并准备过两天与他谈话,结果刘培善整个被封锁,不但不让他参加会议,还继续批斗,最后5月8日晚,刘培善在锅炉房上吊自杀。
刘自杀后却没有作为敌我矛盾处理,据说毛在福州军区的报告上批示:不给出路,逼迫自杀。周恩来则说:刘培善同志自杀应由自己负责。但由于其他客观原因,不能说是畏罪自杀,也不能说是叛徒。刘培善同志是几十年的革命战士,他的家属应享受革命干部家属待遇。他的骨灰,同意放在南京雨花台。刘在1978年5月获平反昭雪,追认为革命烈士。刘的两个儿子如今都在军中出人头地,50年出生的刘晓榕现任军委后勤部副政委、纪委书记,中将;56年出生的刘胜现任军委装备部副部长,中将,一门三中将在开国将军中目前是独一份。

余洪信没敢恋战,沿着平房西边大步往外走,迎面撞上副政委杨兆魁。杨兆魁住在曹步墀家后边,听见枪声出来查看。可惜他高度近视,黑乎乎根本没看清楚,问“哪里打枪”?余洪信二话不说连开两枪,杨副政委当即被打趴下了。好在只是肩部穿了个眼,没什么大碍。

6、吕炳安:1967年1月21日服安眠药自杀,终年50岁
1933年入党,55年大校,61年升少将。抗战期间为团级干部,解放战争期间最高任至四野十三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师级。解放后任总政治部兵役工作部副部长,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967年元月初,总政第一副主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倒台,并被指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徐向前继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军委随即指示军以上机关解除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禁令,兼任武汉军区“文革办”主任的吕炳安首当其冲,且他与刘志坚在总政还曾有过上下级关系,因此被默认为一口好锅。据称造反派逼迫吕承认武汉军区执行了以刘志坚为首的反动路线,吕找军区常委求助,常委们均不表态,吕愤曰:“你们这是舍卒保车”,最后于1月21日在军区招待所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正好与唐金龙在同一天,不知是否受到了唐的影响。

由于余洪信曾在内蒙古巴盟前指任总指挥,对巴盟边界一带非常熟悉,怕他从巴盟越界逃到蒙古,巴盟地区尤其加强了边境戒严。

刘丰少将(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武汉军区政委)“九·一三”后被撤职并开除党籍,在隔离审查期间自杀未遂,后以师级干部待遇退休。

1972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在6月底前撤销北京军区内蒙古前线指挥部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除参加地方“三结合”的人员外,其他军管人员一律返回部队。

19、刘传新:1977年5月18日自缢
抗战期间参与组建永城抗日救亡学生队,任指导员,后任彭雪枫部骑兵团骑兵大队政治委员、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陆军27军副政委等职,少将级。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刘传新任军管会副主任、副书记,后军管会主任牟立善被调回部队,刘继任一把手,积极配合谢富治搞专案工作,四五运动中更是主动出击。四人帮倒台后,1977年1月27日,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5月18日夜间刘于家属大院中一棵大树上自缢身亡。

1950年代末期,余洪信已是187师559团团长了,1960年代提升较快——187师副师长、187师参谋长,1966年12月以后提升为187师师长。余洪信作为军人是称职的,他身经百战,战功赫赫,多次负伤。

15、余洪信:1972年6月开枪自尽,终年47岁
侦察兵出身,累功升至63军副军长,少将级。北京军区各军1969年秋增援内蒙后,兼任巴彦淖尔盟的前指负责人,据说在当地为非作歹,结果受到军区严厉处分,军职连降三级。1972年5月18日凌晨,余打死63军政委曹步墀的妻子邢玉荣,又打伤副政委杨兆魁后,携从警卫室偷盗的双枪外逃,公安部为此发布全国通缉令,后发现在榆次郊外麦地开枪自杀。

余在抗战干部中是进步较快的,他是军事主官,聪明肯干,抓工作稳准狠,干脆利索。但他看不起政工干部,对同级和下级毫不客气,动辄责骂,颇有军阀作风,许多人都怕他三分。

黄绍竑(南京政府监察院副院长,政务院政务委员,人大常委),国民革命军中将加上将衔,新桂系三巨头之一,国共和谈失败后去香港,后宣布脱离国民党后参加新政协,文革时受冲击,两次服毒不死,后以剃刀刎颈自杀。

李向阳式的战斗英雄

9、张子珍:1967年6月19日自杀(有疑问),终年49岁
1955年授衔大校,1964年晋升少将,1936年加入山西牺盟会,1937年4月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薄一波部下。解放战争时期任团政治委员,建国后任陕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陕西省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文革开始后被打成“篡军反党集团”第二号头目。1967年6月19日,全家被告知张子珍已自杀身亡,据称妻子去认领遗体时,其全身遍布伤痕,头上绷带被血浸透。1976年4月兰州军区为其平反昭雪。

余洪信这个晚上根本睡不着觉,越想越没有出路,决定孤注一掷。5月18日凌晨2点多钟,他乘老婆熟睡,从家中跑出来,到了军直侦察连。哨兵见是副军长,以为他查哨,给他敬了一个礼,就专心站岗了。余洪信径直走进手枪班,从挂在墙上的手枪中抓了两支往腰里一插,拔腿就走。

7、陶勇:1967年1月21日投井自杀(有疑问),终年55岁
开国中将,1929年入团,红军期间最高任至红四方面军红9军教导师师长,参加长征和西路军作战,抗战期间转隶新四军,陶勇的名字也是这时候由陈毅帮着改的(原名张道庸),任至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3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三野第23军军长。解放后任志愿军第九兵团代司令员兼政委,东海舰队司令员兼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文革开始后半年,在其55岁生日当天突然在上海“投井自杀”,但其中疑点甚多,已成悬案。因为当时陶勇未被打倒,甚至依靠自己的职权庇护了不少战友,甚至冒着极大风险将上海市委会议安排在东海舰队司令部召开。而且1月21日下午他还洗头理发,自杀动机明显不足;其次淹死他的那口井不深,不是自杀的好选择;第三据目击者说他的后脑有肿块和淤血,所以怀疑是被打晕后抛入井内的。陶死后不久舰队政委刘浩天就马上宣布陶是畏罪自杀:“陶勇一贯争强好胜。这几天,他害怕自己卷到苏(振华)罗(瑞卿)圈子里去,所以才走这条路。我看是畏罪自杀,抗拒运动,是叛徒行为。”上交的自杀报告由李作鹏批转通报,并做出官方结论:陶勇是“叛逃,畏罪自杀”,前后流程据说不到四个小时。此外,陶勇死后遭遇也甚惨,尸体被扒光衣服,全身涂满墨汁,脸上打叉,在机关大院里暴尸,并拍下照片,四处展览,其妻子朱岚几个月后也被造反派打死。1977年中央军委为陶勇夫妇平反昭雪,但陶勇的死亡之谜一直没有揭开。

1970年3月,63军奉命开赴内蒙古,执行历时5个月的战备支边任务。军主力作大纵深梯次配备,并担任包头市及巴盟的军管任务。余洪信并没有等来让他大显身手的战争,却等来了他完全不熟悉的军管。

这里所指的“高级将领”包括所有曾在军队任职的将级或相当于将级以上的官员
50年来不过20出头,但近5年来也已经有双位数了
最危险的年龄居然是49-50岁与55岁上下

内蒙古“前指”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坐镇,巴盟、包头由63军负责,巴盟“前指”主要负责人是63军副政治委员田荫东。可能因为战争的空气越来越浓厚,1970年春63军副军长余洪信接替田荫东,同时出任张家口一带的北方边界总指挥。

5、唐金龙,1967年1月21日凌晨开枪自杀,终年55岁
1955年少将。1931年参加红军,贺龙手下的干将之一,红二方面军第五师十五团团长,唐金龙这个名字也是贺龙取的。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一二O师独立第二旅四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第三军副军长,解放后任驻防开封的第一军军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文革开始后,林彪的目标一直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所谓的“政变经”含沙射影,主要也是指向贺龙,但毛始终犹豫不决,以至于1966年底还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在一次会议上江青当面对毛说: “你们不干,我去触动他(贺龙)。”毛答:“此事现在不议。”而江青则“发疯”似地对毛说:“毛主席,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毛随即宣布散会。这个到底是出于“政治义愤”还是政治双簧,现在也是一笔糊涂账,但贺龙在来年1月就彻底失势,包括他手下的二方面军大将也纷纷倒台,8日,廖汉生中将(贺龙侄女婿、北京军区政委)被抓,13日,成钧中将(空军副司令)被带走,16日,许光达大将(装甲兵司令)遭押,其他落马的还包括黄新庭上将(兰州军区司令)、刘震中将(海军副司令)、顿星云中将(装甲兵副司令)、王尚荣中将(总参作战部长)、谭友林少将(工程兵副司令),而有关贺龙去年策划“二月兵变”的旧账也被重新挖了出来,许光达是其口袋里的总参谋长,成钧是空军司令,而远在武汉的唐金龙则被“封”为北京卫戍区司令,传将率领第一军进京,是政变的主力。1967年1月19日下午,经简短谈话后贺龙被送往北京西山“监护”;而隔日武汉军区召开常委会,公开点名唐金龙、姚喆、杨秀山三人交代贺龙问题,唐大怒离席,次日凌晨在军区大院开枪自尽。直到1977年12月,唐金龙获平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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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光,1954年6月自焚,终年49岁。
1927年入党,次年参加湘南起义后上井冈山。红军期间任红一军团代军团长,抗战期间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解放战争期间一落千丈,只任至四野副参谋长,1950年1月任广东军区(当时是中南军区辖下的二级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 ,副兵团职,授衔大致为中将至上将衔。在广东任职期间,陈光私建针对港澳台的情报系统,并且还“违反干部政策”和秘密工作规定,将老家宜章的烈士子弟和知识青年招来广州大办训练班,甚至当面顶撞自己的顶头上司,时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叶剑英,两人还互拍了桌子,因此上任才几个月的工夫便以反党的罪名被撤职、开除党籍,50年7月由其老部下李作鹏出面诱捕后软禁,同年10月押送武汉,最后在1954年疑因精神失常而自焚身亡。
现在很多人把陈光之死算在林彪的账上,认为其妒贤嫉能与打击报复,这有点天方夜谭了,事实上林彪在50年春夏之际就已第二次赴苏联治病,因此对陈光的处理肯定不是以他为主。一般来说,陈光的悲剧与其飞扬跋扈、居功自傲的性情肯定脱不了干系,能同时得罪林彪、罗荣桓、叶剑英三个元帅,恐怕已不能以单纯的骄兵悍将来形容了;但另一方面,南下干部与广东本土干部之间的斗法与之也有莫大的关联,在不到一年之后,华南分局的本土派便因为“土改右倾”以及搞“广东地方主义”而被彻底斗垮,叶剑英黯然北上“养病”,南下派的代表,原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铸成功继任平南王,而陈光也可算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牺牲品。1988年4月,在罗荣桓夫人林月琴等人的努力下,中央撤销了陈光的“反党”结论,为其恢复党藉和名誉。

5月17日早晨,余洪信注意到军部小招待所的战士在打扫高级房间,得知是为北京军区张副政委准备的。此时余洪信非常敏感,心想张副政委来军里干什么?一定与处理他的事情有关。会把他怎么样?没准会宣布判他的刑?这些天余洪信真成了丧家犬,走到哪里都成了议论对象,家里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平时言听计从的老婆、女儿也都爱搭不理,余洪信心中的落差可想而知。

罗瑞卿大将(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在1966年隔离审查期间跳楼自杀未遂(当时邓戏称为“插了一根冰棍”,而毛则斥之为“没出息”),文革后复任军委秘书长,结果去德国治伤腿时病死。

宋双来注意到余洪信的脸色很不好看,但因为曹步墀明确交代不让其他常委管,所以宋双来等几位常委对余洪信都没敢更多劝解。宋双来坦率地告诉余洪信:“上边的批示内容就那么多,别的问题没有。”希望他把检讨再写深刻一些。要相信组织,着重提高对错误的认识。

16、王良恩:1973年1月26日自缢,终年55岁
1938年参加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同年入党,55年大校,64年晋升少将。解放战争时期升至师政治部主任、政委,解放后历任华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文革开始后由许世友推荐调升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办公厅临时党委副书记。王夹在毛、林、周、江、汪这几人的矛盾纠葛中无法自拔,为人也过于势利、死板,不够圆滑,如邓楠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提到邓想要带点书到江西,需要一些纸箱子,结果王百般推脱,让邓家十分不满。最后在1972年初“批林整风”期间,江青突然公开点名王良恩是周的大秘书,“是野心家、阴谋家、大反革命、定时炸弹!”1月26日,王良恩因为连续五次检查仍过不能过关,最后在自家卫生间自缢而死。他在写给毛泽东的遗书中说:我负责地向党申明,九届二中全会我是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对党对人民有罪。但属于受骗上当范围,决没有和他们死党有串通。1977年6月,中央办公厅临时党委给华国锋写报告,关于反党分子王良恩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决定,依然将王定为反党分子,自绝于人民,予以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直到1979年11月1日,经中央办公厅党委复查,报请中央批准,才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余洪信大权在握,工作不能说不努力。但他从未当过“父母官”,把地方当军队一样管理,举手投足之间仍带着往日的“军阀作风”。巴盟流传着余洪信的几个段子。他在县百货商店看到手表不错,二话不说戴到手腕上,转身就走。第二天经理正在着急,余洪信派警卫员把钱如数送来了。

17、李震:1973年10月21日自缢,终年59岁
清华大学新闻专业毕业,1936年加入牺盟会办的山西太原民训团,次年入党,开国少将。抗战期间任129师386旅13团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2野第12军副政委,解放后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党委常委兼军区监委书记,文革后与王良恩同一批调公安部任常务副部长,谢富治病死后继任公安部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部长),但仅一年多后就在1973年10月21日深夜离奇死在公安部机关大院锅炉房旁。
他这个案件的侦办也是一波三折,直到案发四年后的1977年才在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由中央出面定案:“因追随谢富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林彪问题败露后,有几件涉及到他的罪行受到追查而畏罪自杀。” 但这个结论颇为牵强,盖谢富治1972年病死后,李震已接任公安部一把手,且深得上峰信任,明显缺乏自杀动机,如周恩来就第一个表示怀疑:“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李出身二野,与林彪没有渊源,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在1973年8月“十大”开幕前也已清理完毕,李能够在“十大”顺利当选中央委员,代表他与“林彪集团”是毫无瓜葛的,当然更不可能因此“畏罪自杀”。而且当时邓已经复出,正好是二野人马得势的时候,李选择这时自杀更显得古怪,而案发现场也有若干疑点难以圆满解释,所以严格说李震案目前还是一大疑案。

危险本可能止于边缘

11、李呈瑞:1967年9月22日自杀(后结论被推翻),终年55岁
1930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入党,开国少将。红军时期连级,参加过长征,抗战期间在抗大学习毕业留校,后升任总校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炮兵政委,解放后一路升迁,任第68军副政委、政委,并入朝参战,“奇袭白虎团”的战绩就来自该军。回国后任海军航空兵政委。文革时被定为反“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而被批斗,据说直接迫害他的是海航参谋长纪亭榭,1967年9月22日在北京去世,当时海军保卫部门说是自杀(因为他死时衣着整齐,且床头有药),但后来家属不断上访鸣冤,说床头的药物是治心脏病的,所以后来修改结论认定为病故。

我采访陆军指挥学院政委宋双来中将(曾任63军副政治委员)时,听他讲述了63军的大事之一余洪信案。之所以对这个震惊全国的大案感兴趣,是因为1972年我正在山西高显总政五七干校,看见过余洪信的通缉令,颇有草木皆兵之感。后来听说逃犯已在榆次郊外麦地自杀,大家才松了口气。

1、 乐少华,1952年开枪自杀,终年49岁。
1925年入党,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1年春回国,1935年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副政治委员。红军期间最高任至红十军团政治委员(军团长刘畴西,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方志敏为军政委员会主席)。抗战期间任陕甘宁边区兵工厂厂长。解放战争期间前往东北,任鸡西军工办事处主任,负责东北的军工生产。1950年,任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兼军工局局长,相当于副兵团级,如果授衔的话应该能位至中将。
1952年1月15日,乐少华在三反运动中受冲击后自杀。同年三月,东北局组织部、纪检会通报:乐少华违法出卖军工原料,纵容机关生产人员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利用奸商贩卖黄色炸药,借补助为名任意开支,政治落后,诱奸保姆,所领导的单位贪污浪费严重,在三反运动中畏罪自杀自绝于党。
乐少华是邓小平连襟,其夫人浦代英是卓琳(浦琼英)的姐姐,1980年5月中央重审其自杀案后予以平反,恢复党籍与名誉。

1970年7月底,石家庄地市代表团到巴盟慰问解放军。临河县没有组织好欢迎,余洪信在火车站当着上千群众的面把革委会主任、武装部政委张兴旺骂得狗血喷头,谁也不敢阻拦。大家越害怕,余洪信越肆无忌惮。

12、张琴秋:1968年4月22日坠楼自尽,终年64岁
红军时期担任最高职务的女性将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24年4月入团,同年入党,红军时期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团团长兼政委、西北局委员,西路军西征失败后被俘,经国民党驻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李晓钟运作后1937年8月被转移至南京“首都反省院”,此时国共已展开第二次合作,因此经周恩来交涉后释放,在延安任中国女子大学教育长,建国后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因已转至政府部门任职,所以55年没有授衔。对比唯一的女将军李贞少将,李在红军期间担任的最高职务为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以后历任八路军妇女学校校长、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等,张琴秋的职务与资历都稍高一线,略相当于中将级。
文革时因在毛的肖像旁写了“夜郎自大,好大喜功”八个字而被定为反党分子,并立专案组审查。期间追问到她里通外国,以及与李晓钟的关系问题,4月22日凌晨张琴秋跳楼身亡。1979年中央为其平反并举行了追悼大会,徐向前亲自致悼词。张的三任丈夫也都很有名,第一任沈泽民是茅盾的弟弟,鄂豫皖分局书记,第二任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政委,第三任苏井观是军委总卫生部部长,国家卫生部副部长。

中苏关系紧张,中国全面备战,战争颇有一触即发之势。1969年7月,时任师长的余洪信率187师开赴内蒙古集宁。为防止苏联入侵,执行紧急战备任务。10月28日,毛泽东签发调防命令,63军从河北移防山西,第187师驻地为榆次。11月,宋双来、刘信被任命为63军副政治委员,余洪信被任命为63军副军长,此时余洪信44岁。

63军军部大院的一位女孩回忆:余洪信家的后门离我家前门大约10米,他小女儿是我同学。出事那天半夜妈妈从里屋出来问我奶奶听见喊声了吗,奶奶说听到了,是不是老余两口子又闹起来了?要不你过去看看……我被惊醒,妈妈和奶奶说话时,又传来“救命……救命”的嚷叫声,紧接着就听到“叭叭”的枪声。

今年5月,63军副军长余洪信行凶,打伤该军副政委杨兆魁同志,打死该军政治委员的爱人。余犯行凶持续20分钟左右,打了十几枪,当即有人报告警卫分队,竟无一人出来捉拿凶犯,甚至慌乱一团,有的吓得跳窗逃命,有的吓得趴倒在地。这两起案件是我军历史上没有过的。”

“文革”严重停滞了内蒙古的工农业生产。到1969年11月,内蒙古境内积压了两千多辆火车车皮,商业网点瘫痪。12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

5月17日晚上,部队文工团在军部礼堂演出样板戏《白毛女》。余洪信以前忙得四脚朝天,哪有时间看这类节目,现在他没事干,又心里烦闷,便跟老婆一道去消磨时间。他清楚,他老婆已经被组织上安排秘密监视他,所以走哪跟哪。偏偏这天演出《白毛女》,余洪信心情复杂极了。按说他也是大春式的英雄人物,怎么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黄世仁呢?

余洪信案暴露了军队诸多问题。经毛泽东批准,当年中央召开警卫工作座谈会。总政保卫部部长蒋润观说:“1970年12月,昆明军区政治委员谭甫仁同志被害,而警卫员贪生怕死,听到凶犯开枪,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63军正副书记曹步墀、阎同茂传看了北京军区的批示,通了气,然后召开常委会。叫来余洪信,把纪登奎的批示念给他听,让他再作进一步的深刻检讨。然后叫他离开,继续召开常委会。63军副政委宋双来参加了这次常委会。

但余洪信自知理亏,在曹步墀主持的多次常委会上,余虚心接受批评,表示给他什么处分都可以,只希望保留党籍。63军常委会充分考虑了余洪信的意见,给他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行政撤销副军长职务,从12级降到17级。余洪信表示没有意见。

宋双来中将说:“在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一名高级干部行凶杀人,又畏罪自杀,确实是极为罕见,闻所未闻的。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一种结果?熟悉和不熟悉这一情况的恐怕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对这个问题,我作为当时63军党委常委中一名成员,觉得很值得沉思,也算历史教训吧。”

他老婆慌慌张张追来了,看见他腰里的枪,急问:“老余,枪是哪来的?”余洪信厉声喝住她:“别问!”说完继续往家里走。他老婆怕出意外,大喊起来:“来人哪,老余偷手枪了!老余偷手枪了!”这时余洪信进了家门,把房门关上了,他老婆更起劲地喊叫,余洪信砸碎玻璃窗,冲他老婆就是一枪。

余洪信(1925~1972),河北省武强县孙庄乡西五祖寺人,著名战斗英雄。他侦察兵出身,高大、黑胖,很有威风,能飞檐走壁,双手打枪,善打硬仗恶仗。看过电影《平原游击队》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位手执双枪、驰骋在敌人心脏的游击队长李向阳,他带着永不言败的微笑,神出鬼没,足智多谋——余洪信就是李向阳式的传奇人物。

63军政治委员曹步墀是1971年7月13日任的职,1966年7月他在63军任副军长兼司令部参谋长。他是陕西人,和余洪信资历相当,余洪信提为副军长时,曹步墀也是副军长,只不过排在余洪信前面,余看不起他。

余洪信杀人后,居然能从容地从戒备森严的63军军部大院逃走,有人说余洪信是带着枪跳墙跑了。究竟他是怎么逃跑的,至今仍是一个谜。

但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巴彦淖尔盟的“前指”总指挥

妈妈赶紧到客厅给宋双来副政委打电话,没说两句话,妈妈就放下电话说“快把灯关掉!”我悄悄扒着窗户往外看,院子里站满持枪的战士。奶奶对我说:“别看了,睡觉!”第二天早晨我打开门,我家前门站着两个持枪的战士,西边靠路边也站着两个战士。

他老婆吓得把头一抱,边跑边喊:“余洪信要杀人啦!余洪信要杀人啦!”另一种说法是余洪信老婆在家中睡觉,看见余洪信手里多了两支枪,问“你的枪不是被收回了吗?”余洪信没有回答朝他老婆就开了枪,被他小女儿拦了一下,子弹打偏了。余洪信喜欢小女儿,所以没有再开枪,他老婆拣了一条命。

宋双来认为:我们都是战争年代枪林弹雨中过来的,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如果发动几位常委都来做一做余洪信的工作,也许他不致于走极端。

1972年5月18日凌晨,63军副军长余洪信打死曹步墀爱人邢玉荣,又打伤杨兆魁等,携双枪外逃。如此特大政治事故,引起中央军委、北京军区首长的高度重视,立即军内通报,并由公安部全国通缉,严防余洪信继续作案并偷渡出境。

63军常委会将处理意见上报北京军区,北京军区政治委员纪登奎批示:此人错误严重,检讨不深刻。司令员李德生画了一个圈,退回了63军。

宋双来回忆:曹步墀说:“看来老余的问题上边看得很严重,我们两位书记研究了一下,老余的问题下一步各位常委就不要插手了,由我们两位书记负责,有事我们直接找他。”曹步墀一连说了几遍不要插手。

会后,惴惴不安的余洪信找宋双来,也找了另一位副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李立。余洪信反复问:“我的错误这样处理还不行吗?难道还要判我的刑吗?军区领导是不是还有其他批示?”余洪信之所以第一个找宋双来,因为宋双来也是63军著名的战斗英雄,彼此关系不错。

余洪信刚离开巴盟,告状信就寄到了周恩来那里。反映余洪信生活腐化,乱搞男女关系,强奸、侮辱33名妇女的种种劣迹。63军核查后,报请北京军区批准,要求余洪信停职检查。

余洪信不是林彪部下,也与“九一三”事件毫无牵连,但他是武将,崇拜林彪。四野的“八路军”好几个都授了少将,如果他在林彪手下,授个少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林彪怎么跑了呢?和平年代舞枪耍棒十八般武艺是否吃不开了?余洪信有点迷惑。

总政治部接到北京军区的紧急报告后,将余洪信案通报公安部。搜寻到第12天,余洪信仍踪迹全无,公安部连续两次向全国发出通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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